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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告别的体制 我先从公务员变成事业编制的记者，再成为企 业的一个职员。离体制越来越远了。但细宄起来，我 似乎并没有真正告别体制。 这二十年里，我从黄河边一座苍凉的城市一所孤 独的大学，闯进满城冠盖的京都谋生。廿载岁月，在 体制内翻转折腾。而我的文字，总让诸多的读者认为 我是体制外的孤魂野鬼。若我某篇文章对当下执政者 略有温情之笔调，就有读者在网上提醒我：不要被体 制招安了。 中国人喜欢划分营垒，分清敌友。在公权力无远 弗届、无孔不入的中国，体制内外的区别真的那么明 显了？对体制内外的人真能用简单的道义标准评价之 么？ 回顾我这二十年走过的路，我在问自己：为什么 自己没能彻底告别体制，而是在其边缘上游走？没有 勇气，或者觉得毫无必要？我想我的经历，或许是同 龄知识分子一个不错的范本。 毕业分配 1991年9月，己升入到大三的我回到兰州大学。 那个暑假我在湘中山村的老家度过，信息极其闭塞， 加上参加可以把人累得脱两层皮的“双抢”，更没有精 力去关心山外的大事。等我回校，竟然听说世界第二 强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联不存在了！ 开学没几天，党、团总支便组织所有学生干部、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政治学习，主要内容是：总 结苏联解体的教训。系里的政工干部向我们传达上级 部门对苏联“八?一九”事件的定性：这是一群忠于马 克思列宁主义、誓死捍卫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企图 用非常措施来阻止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维护苏联 党和国家的利益云云。而教训则是优柔寡断，不能及 时对叶利钦等人采取非常措施，不能发动广大党员和 人民群众站出来保卫国家，特别是没能牢牢地控制军 队。当时我已是党组织的发展对象，照例要每月写一 份思想汇报。而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入党的目的自 然是功利的一一为毕业时能找一份好工作。1992年6 月，我顺利入党，并成为了中文系学生会主席。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 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是几年后的事情。而我记 忆中1992年的初春到来时，我们的心情并不愉快，马 上就要升入大四，必须考虑就业问题了。 毕业前那几年，广播、报纸里出现频率极高的一 个热词是“社教”，即社会主义教育，全国的经济形势 很差，国内企业倒闭、工人下岗的消息很多，改革开 放似乎有全面倒退的趋势。受其影响，1986、87、88 级的学长们就业状况很不理想。我最佩服的一位88 级川籍师兄，他们班的班长竟然被分配到一家县大山 沟沟里的三线工厂。 我们这拨89级的本科生，恐怕是恢复高考后最低 调、最不张扬的一届。招生人数是历年来最少的，一 进学校就经受了军训、思想教育等等。我们在校时， 师兄们瞧不起我们，连90、91级师弟都不把我们放在 眼里。 邓小平那年春天的南巡，一开始对远在大西北我 们这些在校学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大概到了 5月 份，88级师兄即将毕业的时候，“南巡”突然成了一 个热词，系党、团总支组织我们开始学习最早刊登在 《深圳特区报》上的《东风吹来满眼春》的长篇报道， 小平在深圳植物园植树的那张照片到处转载。“改革开 放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之类的表述在媒体上处处可 见。我隐隐感觉到，似乎好日子要来了。 受小平南巡影响，各地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对大 学毕业生的需求极其旺盛。当年92届的大学毕业生没 来得及受惠，1993年毕业的本科生甚至专科生变成了 香悖悖。我们系那一届毕业生才29人，竟然有100 多家单位来要人。 那时候对我们中文系毕业生来说，进国家机关当 公务员不是首选，去大学从事行政工作更没有吸引力。 我们的首选是新闻单位，其次是大公司，特别是外资、 合资以及与高科技沾边的企业。 对我来说，首要目标是进京。成为北京人，是我 多年的一个梦。因此我拒绝了甘肃省纪检委、公安厅 等点名要我的单位。当时应届毕业生进国家机关尚不 需公务员考试，我最后选择了 “北京东方电子集 团” 一一看起来名头挺唬人的。 从国企到公务员 1993年6月25日，兰州至北京的火车上，一个 车厢几乎全是兰大分配到北京的毕业生。那一年，兰 大950余名本科毕业生中，去北京工作和读研的大约 有170多人。 一天两夜的硬座，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疲倦，我和 管理系、马列系的三位哥们打纸麻将赌啤酒，酒酣时， 那位马列系的兄弟弹起吉他唱起歌……我们对未来在 北京的日子无限憧憬。 我们四人都分到企业，但现在，除了一位管理系 的兄弟还留在那家国有上市的建材企业任副总经理外， 其他几位全离开了，而那位弹吉他的兄弟成了水利部 的一位处长。 报到后，我发现所谓的“东方电子集团”半年前 还是“国营774厂”，负债累累濒临破产，新上任的老 总申请到债转股试点，刚刚进行股份制改造。企业处 处可见破落之象，尽管老总每次和我们这些分配来的 大学毕业生座谈时，都会描绘一番上市后的繁盛，但 我们多数人认为，那是画饼，这样一家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