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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世纪汉书文学的研究状况及其存在问题 　　摘 要：《汉书》文学研究相比前代，在新世纪显得较为活跃，既有对《汉书》文学的总体研究，也有对其具体篇章的文学研究，还有与其它作品的对比研究。然而，与《史记》文学研究相比，尽管出现了对其进行宏观性架构和综合研究的论著，但《汉书》文学研究仍显得稚嫩、单调，甚至重复，对具体篇章的研究也不够广泛而深入。《汉书》文学研究有待于人们对其文学地位的正确认识，而不仅仅是笼罩在《史记》文学研究阴影下的附带研究。 　　关键词：《汉书》 文学研究 状况 存在问题 　　新世纪以前的《汉书》文学研究状况，潘定武的《〈汉书〉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1]一文已有介绍。新世纪以来，以《汉书》为对象的文学研究文章有60多篇，其中博士论文就有2篇，也出现了《汉书》文学研究的专著[2]，既有对《汉书》文学的总体研究，也有就具体篇章的文学研究，还有与其它作品的对比研究。总体看来，新世纪以来的《汉书》文学研究较为全面地涉及了相关内容，包括结构艺术、写人艺术、叙事艺术、语言艺术、艺术价值和影响等方面。 　　一、《汉书》结构艺术研究 　　关于《汉书》的结构艺术研究，潘定武的博士论文《〈汉书〉文学研究》设立“《汉书》的结构形态”章节，认为：《汉书》在结构上比《史记》更加注意整体性与规范性，作者既断代为史，又具有鲜明的通史意识，努力将“断”与“通”结合。并从全篇和单篇结构形态两方面进行阐述，就全篇来说，《汉书》在整体架构上具有“一部如一篇”的特点，表现为纪、表、志、传的纪传体总体框架，而四体内部布局又相互照应，而《汉书》的单篇结构则显现出“点次于掌上”的谋篇特色，表现为单篇结构的严整与多样、篇中宾主照应、曲折张弛之法。 　　李成林的博士论文《〈汉书〉文学研究》也设立了“《汉书》的结构特色”章，除了对《汉书》整篇结构和单篇结构的分析外，他还以《元后传》为实例，从“外向型结构”（《元后传》与《汉书》其它篇章的关联）和“内向型结构”（《元后传》内部布局）两方面对《汉书》的篇章结构安排进行深入分析。论文认为《元后传》结构对外与前后各篇关系紧密，自觉融入全书的结构构思，共同为表达作者的某种史意服务；对内则在导引、断续、对比、照应、线索交错、适时调节以及使用警句进行提动等方面，都有精心安排，匠心独具。 　　张旭辉的硕士论文《〈汉书〉列传结构研究》从题名上看虽是对《汉书》列传结构的专门研究，但实际上突破了结构研究的范畴，它从体例、章法、节奏三方面对《汉书》列传加以分析。认为《汉书》列传结构在体例上表现为：以人带事、传以著人、事重于人、理重于人的人与事关系，传赞功能相比《史记》分明、奏章起斡旋与凝聚作用的事与论关系；在章法上，《汉书》列传结构具有数理学意义和叙事学意义；在节奏上表现为缓急、冷热、疏密的特点。 　　二、《汉书》写人艺术研究 　　从人物研究的对象看，女性形象研究相对较热。 　　肖青云的硕士论文《吕后、元后史学形象比较与班固的女性观》[3]以吕后、元后为研究对象，从政治活动、人物性格两个方面对《汉书》中的这两个政权女性形象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得出：从政治活动看，吕后经历了从平民到平民皇后、从幕后到台前、开拓西汉盛世的政治活动过程；而元后则有着“圣女兴世”的预言应身、皇太后的裙带政治、亡国太后的政治经历。从人物性格看，吕后集贤惠善良与刚毅残毒、深谋远虑与目光短浅、知人善任、以大局为重和豁达大度等性格于一身；元后则有着温良贤淑、豁达大度、宽厚有余、果敢不足、重情怀旧的性格特点。论文认为：在《汉书》所描述的女性形象中，吕后与元后是最为璀灿夺目的两颗明珠，她们都曾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活跃在许多历史事件中，参与并见证着西汉王朝的兴衰荣辱，同时，她们特质的女性身份使得她们的形象更加异彩纷呈。 　　对于吕后、元后这两位女性形象，明娟在其硕士论文《〈史记〉、〈汉书〉中的女性形象》[4]中也有类似分析，该论文还对《史记》《汉书》中的其它典型女性形象进行了分类，认为政治关系中的女性形象可分为政治关系中的有子无子、有德无德、红颜薄命以及和亲女子三类，而政治关系之外的女性形象多为卓尔不群的女子，如浪漫自由的卓文君、有胆有识的智慧女子和刚烈的母亲等。另外，该论文还把《汉书》与《史记》、特别是其它非史传文学的女性形象塑造进行了对比分析，虽然论述较为简略，但这种比较对《汉书》的文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 　　邱文颖的《〈汉书〉后妃描写的选材特点》[5]一文则从选材角度对《汉书》的后妃形象进行了论述。认为班固在《汉书》后妃形象描写选材时，紧紧围绕她们的性格、命运，既注重选材的详略不一、繁简得当，又注重在人物完整的命运轨迹中突出重点的安排，做到完整中有重点，塑造了鲜明的后妃形象，体现了作者出色的材料驾驭能力，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汉书》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