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塔耶娃散文创作的研究.docVIP

茨维塔耶娃散文创作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茨维塔耶娃的散文开始受到俄罗斯学者的关注。1973年，菲力波娃（Филлипова.Б.）就曾直接指出，“对于我来说，作为散文家的茨维塔耶娃甚至比作为诗人的茨维塔耶娃更伟大…….茨维塔耶娃的散文比她的诗歌更加丰富多彩、见解独特”。[1] 　　茨维塔耶娃的第一篇散文《勃留索夫诗歌中的魔法》发表于1910年，最后一篇为发表于1937年的《索涅奇卡》，这期间，她所创作的自传性散文、关于诗人的随笔、关于创作的抒情哲理性文章、文学批评文论等共 50余篇。 　　20世纪30年代是茨维塔耶娃散文创作的高峰期，而促使诗人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因素。从20年代中期开始茨维塔耶娃写的抒情诗就越来越少，转而创作长诗和悲剧。国外的生活使她十分孤独，越来越脱离周围的人群。尽管有不少朋友竭力帮助女诗人，但这份孤独感始终没有消失。最重要的是，国外没有真正理解诗人的听众，茨维塔耶娃深知她的读者远在祖国。而且，比起诗歌人们更愿意去听散文，因为散文更好理解。茨维塔耶娃很早就懂得这一道理，同样散文也意味着更多的收入。因此，1927年夏，诗人得出了“诗歌不能养活我，散文才能” 这个不可争辩的结论。1932年，当《俄罗斯意志》无法继续营业时，茨维塔耶娃的就诗无处发表了。 　　除此之外，茨维塔耶娃的散文转向还有很深的心理元素。随着时间的流逝，诗人留给内心的平静、和他人进行灵魂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她认为一切越来越“枯燥”，总是有没完没了的凡尘杂物、贫困和工作。很显然，对于诗人来说，抒写抒情诗的冲动渐渐消失。在这一特殊时期，散文成为了她重要的表达方式。茨维塔耶娃的随笔在生活中呼吁创作中的道德感与历史必然性，而她的自传性散文产生于回忆童年的内在要求。这炙热的愿望使茨维塔耶娃摆脱了遗忘的痛苦，回忆起昔日的父母以及她从小成长和“翱翔”的世界。无疑，这重新唤起了诗人的创作灵感，优秀作品接踵而至。另一方面，由于茨维塔耶娃想要极力保护其他诗人免于诋毁与污蔑，便写下了关于同时代诗人的回忆录：《一首献诗的经过》、《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被俘的灵魂》、《劳动英雄》、《诗人与时代》等。 　　茨维塔耶娃在自己的草稿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不是语言学家，从未学过语文，我靠的是语感上的天赋。”但在这位不是“语言学家”的茨维塔耶娃身上，我们发现这种对语言的直觉震惊了广大读者和学者。无论是对词语的关注、对单词词源的推敲以及她所掌握的语言内部之间的特殊联系都证明了这位独特的“语言学家”所具有的非凡的诗人直觉。 　　茨维塔耶娃的散文如同她的诗歌一样，充满了个性化的语言与表达方式。 　　首先，茨维塔耶娃散文的语言特征是以作者独特的语言个性为前提的。这种语言个性包含着一种独特的语言革新，它与人类的思维与感觉、事物的意义以及语言表现的新手法（含蓄性的深化、主观性和表现力的加强以及作者作为第一视角的叙述）等密切相连。含蓄性的深化在茨维塔耶娃的散文中则进一步的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的概括性和不完善性、缺乏详细的细节描写与细致的肖像刻画。而这些都是由作者与读者来共同完成的。 　　其次，茨维塔耶娃的大多数散文作品：日记、随笔、书信，可以说是为其一生的诗歌创作所做的准备。这些散文往往充斥着大量“旁白”（这证明茨维塔耶娃常常试图使读者理解）和不同语言层面上的意义转换（它们创造了对于表达诗人世界观十分必要的个人意义）。在语言阐释学从语言学中分离出来之前茨维塔耶娃散文的篇章语言研究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这一课题研究的是篇章中作者语言创造思维特征所约定的个人意义是否取决于建立在读者充分理解篇章和交际者先验基础上的交际设置。从这一角度出发，茨维塔耶娃的散文成为了研究诗人笔下的散文中语言特点的温床。 　　茨维塔耶娃的散文不过是她的诗歌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因为典型的诗歌思维方法被移入了散文文体。茨维塔耶娃认为，对于开始创作散文的诗人来说，进行绝对的诗歌创作仍然可行，然而，对于开始进行诗歌创作的散文家却不一定行得通。诗人的思维和话语总是同时产生的。她总是追求话语的紧凑性、压缩性……这是在最大程度上创造表现力的方法之一，正如她在私人信件与诗歌中抒写的那样。 　　再次，茨维塔耶娃散文的情节在结构上常常缺乏规范性（在传统理解的情节方面），而真实性则往往通过作者本人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所叙述的事件来呈现给读者，即人与书的交汇（诗人主要的生活方式）。散文在内容层面上，则往往融入了诗人对艰辛和复杂生活的理解过程。她在表达自己思想时认识到词语的多义性使其不能表现她视野中世界的全部色彩，于是便出现了大量的解释结构、导语、说明（借助括号和破折号、注解、注释）。 　　迫切渴望得到理解的冲动与紧张跳跃的思维决定了诗人散文的语言结构：不受拘束的风格、充满即兴发挥的随意性以及跳跃性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