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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模式及其启示 　　摘 要: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按其地域和发展特征至少可以分为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三种模式,其中以美国模式为当今世界的主导模式。西方模式用全球化、市场化、跨国合作、语言霸权、教育及科研资源等挤压了其它国家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为其它国家向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提供了机会。 　　关键词: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澳大利亚模式 　　 　　要了解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脉络,跟上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潮流,就有必要对当今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和剖析。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观察可以发现,具有代表性的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至少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形式:美国模式、欧洲模式和澳大利亚模式。 　　 　　一、美国模式 　　 　　毫无疑问,美国是全球化的推行者和最大受益者。1979年,美国总统下属的外语与国际研究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布了一份题为《智慧的力量》(Strength through Wisdom)的报告,提出“要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和国外机构开展互惠性的学习、研究和教学计划”[1]。由此开始了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局面。此后,美国教育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林肯海外学习研究基金计划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the Abraham Lincoln Study Abroad Fellowship Program)等多家机构也纷纷出台报告。在大力宣传和推动下,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始不断加速向海外扩张和发展的步伐,在20年间迅速占据了全球教育市场的霸主地位。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改革的深入和博洛尼亚进程的实施以及澳大利亚、亚洲新兴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世界高等教育市场化竞争白热化,对美国也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以至于近年来美国国内高等教育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美国的高等教育理念深深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实用主义哲学之中,美国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自始至终伴随着“市场”和“竞争”。有研究表明,竞争和教育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竞争程度越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也越高,两者呈现正相关。[2]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是完全合理的。在竞争压力之下,任何政策的考量都围绕着市场进行。在教育市场上也是如此,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始终是第一位的。然而,从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市场机制的弊端在于,竞争在带来更高效率的同时,有时不是增加而是损害了社会效益、公平和公共责任。[3] 　　在美国,国家计划常常无异于一纸空文。虽然美国有联邦政府下设的教育部(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和林肯委员会(the Lincoln Commission),然而州一级政府机构的计划往往与其并不匹配,甚至可能是南辕北辙。即使是美国的公立大学,由于从联邦及州政府所得到的拨款合计只占办学经费总额的20%左右,政府对其的影响力也只限于拨款的项目部分。所以,美国大学的绝大多数计划都是市场导向的。[4] 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国际化的过程中,美国不仅仅处于中心的位置,而且更具重大意义的是,美国成为了各国纷纷仿效的对象。由此,市场化也就成为了教育国际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不可避免的是,美国高等教育所出现的问题也就必然成为了其它各国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 　　如果要对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最好的办法是比较一下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这两所学校,因为它们不仅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国际化模式,而且都处于美国甚至是世界前列,它们不仅在全世界,而且在美国也是众多大学纷纷仿效和研究的对象。在美国,大学国际化政策的制定与其说是受政府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听命于上面的校董事会,或者是来自于下面从事课程与教育、研究计划的教师及行政部门,也可能是两个层面一起推动的。[5]在美国的大学里,这两种作用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存在的。需要搞清楚的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是哪一个作用力在起作用。美国大学是高度自治的,某个教授的工作计划,由于其专业性,他人既不了解也无权过问。不搞清这一点,有时要展开合作是很困难的,因为来自不同层面的计划,参与人或决策人是不同的。而代表这两个作用力的,一个是机会型,以哈佛大学为代表;另一个是计划型,以耶鲁大学为代表。[6] 　　从2001-2006年担任第27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 先生,对哈佛大学的国际化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是一位经济学家,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财政部长,在世界银行任过职,现任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