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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教育中的身份意识唤起与传递-新闻学 新闻学教育中的身份意识唤起与传递 李京丽 （成都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摘要：新闻教育中不仅要有“业”的传授，更要有“人”的教育。中国未来的新闻人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在双重管理体制和新媒体环境中的自我身份问题。体制身份、市场身份、社会身份多重身份调适不当，将给新闻人带来身份焦虑。因此，新闻教育中对新闻人身份意识的唤起和传递，是一个重要问题。就目前新闻教育而言，理论教育、情境代入、新闻实践中的身份体证，是进行身份意识唤起的基本方式。 关键词 ：新闻学教育；身份意识；唤起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1-0003-03 作者简介：李京丽（1979-），女，成都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公益传播、广告学、文化与传媒。 2014年是传统媒体及新闻人充满焦虑的一年，尤其是有关新闻人本身的报道充斥着两个 关键词 语：“死亡”、“转行”。从2014年4月中旬因为癌症去世的南都首席记者过国亮开始，连续20多天时间里，江西赣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肖益涵、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和总编辑宋斌、《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贺卫星、深圳报业发行物流公司总经理张敬武、广州日报社社长汤应武都先后去世。几个月后的10月19日，南都副总编王钧因病去世。在这些死亡的信息背后，隐藏着的词汇是“抑郁症”、“自杀”、“突发疾病”、“压力”、“亚健康”。他们中年纪最轻的31岁，年纪最大的也不过50岁。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将媒体人的系列自杀事件列为“2014年度十大文化事件”第一位：“近20名媒体人自杀病亡，形成90年代以来第二次死亡骨牌”。 与“死亡”几乎同时出现的另一个 关键词 是“转行”：新浪总编辑老沉加盟小米；财新罗昌平改行创业新媒体；2014年12月，新周刊标志性人物封新城，也卸下了执行主编的头衔。稍一留意就会发现，去世与转行的这一批媒体人，大多数来自传统媒体，这不能不让我们思考这一现象：是职业本身沉重的压力还是个人生活的不善调适？是体制所带来的无形焦虑还是新媒体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这是媒体人的自我救赎还是传统媒体一场残酷而盛大的告别？ “死亡”、“转行”这两个 关键词 带给传媒业沉重的刺激，焦虑弥漫开来，并且很快就传递到了大学课堂。“转专业”、“毕业后不从事传媒行业”成为大学新闻专业部分学生的新选择。除了感慨、惋惜、迎接和拥抱新媒体，我们的新闻教育是否还应该有更深一些的思考？毕竟，传统媒体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时代的终结，它还只是不断变换的新传媒世界的第一个祭奠品，它还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因此，新闻教育在欢呼和拥抱新媒体的同时，是否应该思考以某种方式，让我们的学生———未来的新闻人们，来以平和的心态应对新媒体以及不断出现和创新的新新媒体们？否则传媒行业一切的技术和内容的更迭创新都只会不断重复“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悲剧。 一、新闻教育的基本使命 早在2005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五十周年诞辰举办的“首届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际论坛”上，来自中国和世界近六十家新闻院系的院长、系主任和负责人共同签署了国际新闻教育界的第一个共识性文件《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描述了新闻教育的目标：新闻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具有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宽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新闻工作者。[1] 这个教育目标总体可以概括为两大层面：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文化修养与业务技艺。也即是说，新闻教育不仅是“业”的教育，还包括“人”的教育，新闻教育首要和根本的任务是新闻价值观的传递。这种价值观既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对新闻行业职业道德的认知和坚守等外部价值观，还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新闻人（或准新闻人）的身份认知。这种身份认知，是新闻人或准新闻人对自身及其职业身份所做出的认知、理解、判断和抉择。明确的身份意识，是新闻工作者价值观的基底，有利于新闻学子进行明确的职业选择与规划，有助于建立职业自信，有助于新闻人在职业困惑与转型中的自我认知。 这一非常重要的价值维度，是“新闻人”中“人”的成长与确立过程，是新闻人“自我”的确立，但却往往容易被忽视。 二、新闻人的身份 1.身份的价值。根据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中的界定，身份指的是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地位。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2]就新闻教育而言，更多指的是新闻工作者（潜在新闻工作者）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和位置定位。具体到新闻工作，指的是新闻工作者在具体新闻事件的发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