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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香港商业话剧的研究综述 　　【摘 要】本文尝试对近二十年香港商业话剧的研究进行综述，试图呈现出各个时期香港商业话剧研究的重要特点。 　　【关键词】香港；商业话剧；综述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1-0025-02 　　香港话剧曾被中外戏剧学人赞誉为“在全球戏剧界中创造了一个亚洲奇迹”。作为香港话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香港商业话剧的发展在两岸四地堪称最为成熟和发达，但国内学者对香港商业话剧研究的探讨暂未见诸现有文献。现将各个时期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针对商业性与艺术性对立的研究时期（1992-2000年） 　　香港商业话剧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港式流行文化兴起而在香港话剧基础上逐渐成型的，其时由于政治体制不同等一系列原因，国内学人对香港话剧活动鲜有关注。及至1984年12月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以后，内地戏剧学者才逐渐放眼香港，从香港戏剧界人士的一些介绍性文章中了解香港话剧活动。 　　目前，可以见到最早谈论香港商业话剧的文献，是1992年香港话剧团首任艺术总监杨世彭与《戏剧文学》记者潘志兴关于“戏剧，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叉点上”的一次对话。在这次对话中，潘志兴提到，“在一般人的眼中，香港似乎是一个文化沙漠，一种纯艺术的形式是很难在香港这个商业城市中安身落脚”。杨世彭不以为然，他认为人们这种观念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仅仅在1991年，香港话剧团就上演了8出中国戏剧和外国翻译剧[1]。 　　随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方梓勋在其1994年主编的《香港话剧选》中提出，香港话剧能够在当时世界各个汉语区域话剧演出的一片不景气中一枝独秀，将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方文谈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话剧的精英主义倾向盛行，剧坛知识分子都“蔑视”和“唾弃”通俗文化所推崇的商业和消费准则。但到了九十年代，香港商业的高度发展，又使得大部分戏剧工作者对“话剧作为商品艺术”抱有欲拒还迎的态度。最终，方文把香港话剧发展的矛盾落在“‘普及’还是‘提高’”上，并直言“这个潜在的问题至今还一直困扰着香港话剧的路向”[2]。 　　在前文基础上，方梓勋对香港话剧的研究从历史现状梳理转向社会文化对戏剧活动造成的影响，并由此带出对剧团创作与剧目演出等方面的探讨。在《香港话剧与流行文化》（1997）一文中，方氏认为，中英剧团的经典翻译剧《元宵》和《喜春酒店》沿用“翻译+本地化+搅笑”这种高票房模式，很可能意味着“在经济挂帅的社会里面，一个剧团的经营可以、甚至必然地遵循着流行文化养活高文化这个模式运作”或者“话剧和流行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的关系”[3]。 　　而在《近二十年香港话剧的发展（1977-1997）》（1999）一文中，方梓勋又指出，商业剧场（如杜国威的春天制作剧团）大获成功往往使非商业话剧在演出时不得不增添一些商业性质和娱乐成份，商业剧场甚至一度引起明星话剧的盛行（如商业剧场的始创者中天制作剧团“坚持独立制作的信念，为了票房的缘故，很多时都邀请影视明星参与演出”）。而传统戏剧、商业话剧和实验戏剧之间互相渗透和影响的多元化发展，也使得商业剧场会“通过一些历史和文化的题材而提升它的艺术性和艺术形象”[4]。 　　二、针对商业性与艺术性走向结合的研究时期（2001-2006年） 　　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以后，香港商业话剧的商业性与艺术性从相对立逐渐过渡到相融合，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普遍都能反映这种过渡倾向。 　　2001年，张先在其《百川横流各自寻向――对香港戏剧创作的几点感受》一文中谈到，在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自己演戏是为了商业目的”，而香港戏剧的商业化演出，向社会以商品化的推介手段推出作品，却可以使一些从不接触戏剧的人走进了剧场，是戏剧艺术向前发展的标志。另一方面，张文也指出，香港戏剧在通过商业化手段为戏剧普及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商业化思维也使得一些剧目“不再承担文化的交流使命，使观众从对异国文化的欣赏变成对情节故事的欣赏”，影响着戏剧艺术健康的生存[5]。 　　同时期还有翟佳《寻求雅俗共赏的融合――谈杜国威和他的作品》（2001）一文，翟文首度从商业性与艺术性角度研究香港某一剧作家及其作品。论及杜国威本人，翟文认为，“杜氏在有意识和无意识间不断努力地将艺术和商业作有机的融合，努力地在商业化和艺术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同时，在评价香港戏剧的商业性与艺术性时，翟佳与上述张先的文章有类似的观点。翟文认为，一部好的作品会因为媒体过度的不恰当的炒作这种所谓的商业化行为而受到破坏[6]。 　　与翟佳对剧人的研究相类似的还有晓云《“浮城”话剧印象》（2002）一文。晓文对何冀平以及春天舞台制作的探讨较为集中在何氏对话剧商业元素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何氏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