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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人类学汉族社会的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界对汉族社会的研究渐呈发展之势，西方学者也因中国大陆的开放而对中国汉族乡村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梳理了近二十年来大陆和海外学者对汉族社会所做的研究，意在评述他们在田野实践和理论分析上所取得的成就。 　　关键词：人类学 汉族社会 区域文化 海外研究 　　作者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94。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社会学、人类学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重建，然而由于西方社会人类学的传统以及50年代以来民族工作的需要，汉族研究未能及时地提到日程上来。直到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人类学对汉族社会的研究仍显沉寂。在80年代中后期，学界开始出现研究汉族社会的趋向。1985年，徐杰舜关于汉民族研究的论文集《汉民族历史与文化新探》出版。1987年6月，全国首次汉民族学术讨论会在广西南宁召开，极大地推动了汉民族研究的发展。1989年3月和1992年11月，在广东汕头和云南昆明分别召开了国际汉民族学术讨论会。1994年，成立了隶属于中国民族学学会的中国汉民族研究会。随着对汉民族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普遍认为，开展汉族的民族学研究，符合学科的目的和发展需要，也有利于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走向世界。参见黄淑娉：《从西方学者看中国民族学说起》，《黄淑娉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翁乃群：《山野研究与走出山野――对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反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这种对学科发展的自觉反思，为促成人类学者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也极大地强化了大陆人类学界对汉族社会的关注。1978年以后，西方学者得以在中国大陆从事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中国学者则在回应海外研究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人类学中国化”之路，从而丰富并深化了对汉族社会与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前往欧、美、日等地区和国家留学或进修的人数不断增多，王铭铭、阎云翔、景军等人类学研究者都是在注重汉族社会研究的人类学语境中培养起来的，因此在研究旨趣和风格上更倾向于他们的汉学人类学导师。而来自境外的汉族社区研究者也对汉族本土人类学的研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这从外籍人类学者黄树民、王崧兴对厦门大学的影响以及萧凤霞（Helen F. Siu）、顾定国（Gregory E. Guldin）等对中山大学的影响中，即可看到。同时，来自台湾和香港的人类学者，如李亦园、庄英章、乔健等，在传播学科知识、推动田野研究中，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参见王铭铭：《人类学在20世纪的中国》，李培林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近十年来，大陆学界与国际人类学界的交流日益加强，对汉族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共同关注使二者的互动关系渐趋紧密。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汉族社区研究在实践与理论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业已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地方社会文化研究 　　 　　汉族人口众多，分布地域广阔，各地方群体在适应不同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只有深入研究各地方文化，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由于受台湾、香港和西方人类学的影响，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对广东、福建的地方社会文化做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闽台地方文化与汉族社区研究 　　1984年2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该研究所在重点研究东南地区古代和现代少数民族的同时，也开始对这一地区的汉族进行研究，并在以惠东研究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汉族社区研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惠东地区（即福建省惠安县东部沿海地区）是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理想区域，但除了叶国庆、林惠祥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曾对这里的长住娘家婚俗做过一些研究外，学界少于问津。1984年，蒋炳钊等到惠东做了关于惠东女的专题调查。1986年以后，陈国强、叶文程、石奕龙等多次带领学生在惠东地区从事包括社会文化、体质测量和考古在内的人类学调查。1990年，《崇武研究》、《崇武大?龃宓鞑椤贰?《崇武人类学调查》等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在这些成果中，《崇武大?龃宓鞑椤凡渭?陈国强、石奕龙主编：《崇武大?龃宓鞑椤罚?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是建国以来大陆第一部有关汉族社区的民族志著作，书中对惠东崇武镇大?龃宓淖匀换肪场⒗?史沿革、人口与体质、方言、渔业生产、技术与知识、家庭与宗族、民间自愿社团、教育与文化传承、风俗、民间信仰、民间故事与传说等做了客观、深入的描述。其后，研究惠东文化和闽南文化的重要著作《惠东人研究》和《闽台惠东人》付梓出版，这些著作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