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国内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研究发展概述.docVIP

近二十年来国内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研究发展概述 　　[摘要]自近世以来，伴随欧风美雨的浸润，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发生重大变化，逐渐由单一的集权管理模式转向多元的综合治理模式，并由此衍生出了许多具有闪烁革新精神的远见思想。近二十年来，因指导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近代社会治理的研究取得了突破进展，产生了一批丰硕成果。本文将以这段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为切入点，对其研究概况进行总结和分析，并力求对其未来的发展走向提供若干可供参考的指导建议。 　　[关键词]社会治理 乡村变迁 人物思想 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0-0047-03 　　“无规矩不成方圆”，对于构成社会的众多有机体而言，若无一定的规章制度加以约束、限制，那么便如肆意生长的野草一般，最终会侵蚀甚至破坏社会的健康成长。“治理就是为了便利的目的而安排的对事情的正确处理。”“社会治理”是工业革命大生产下的产物，主要是为了应对日益多样的社会变化，而涵盖了多种参与力量的综合协助。相较传统的强权治理模式而言，其加入了大量非政府的、社会的和公民自身的力量。因此，顺应了近世民主化潮流的发展趋势。 　　近世以前的中国，自秦始皇大一统后，历来就以强权治理著称。延至明清时期，强权治理伴随着专制皇权的集中而日趋强化，与此相对的则是地方权力的逐渐衰微，地方治理的日益没落。钱穆曾就此评论道： 　　“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这不是一好现象。”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进入了近世时代，随着通商口岸、边疆商埠的不断开辟及西方传教士的相继来华，西学也随之大量传入了中国。一方面，它加深了国人对世界的了解，使其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非所谓的“天朝上国”，另一方面，它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激发了国人内心深处的渴望变革的力量。从早期经世思潮的萌发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相继推行，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缓慢的改变举步维艰地进行着。辛亥革命后，虽然洪宪帝制、军阀混战、国共内战等事件接踵而来，但扫清了皇权专制枷锁禁锢的中国社会却迎来了社会治理模式试验的“黄金时期”。随着“乡村建设运动”“县政建设运动”“苏区根据地建设”等多元社会治理样式的开展，中国社会治理迎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建设运动的发展，不仅扭转了长期强权治理模式造成的沉闷，还为日后新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因“阶级斗争”史观的错误指导，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治理史的研究，常常与政治史联系在一起，被作为“人民革命史”的反面教材而大加鞭挞，因而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迎来了“解冻”的春天，随着“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理念的逐渐深入，“阶级斗争”史观遭到不断批判与摒弃，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也因此初露萌芽。“南巡讲话”后，中国迎来了经济社会快速增长期的黄金时期，伴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快速发展，为适应指导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产生了一批初步成果，其中主要有：涂文学的《近代中国社会控制与赌博之禁》（《近代史研究》 1997年第4期），郭剑林的《徐世昌与东北近代化》（《社会科学战线》 1995年第3期），庞松的《略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上海的接管》（《近代史研究》 1997年第2期）。进入新千年后，由于相关史料的开放及治史理念的革新，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在深度、广度上均有了较大发展。较有代表性的有：李里峰的《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广东社会科学》 2013年第3期），任吉东的《锲入与磨合：新式学堂与乡村治理――以近代直隶省获鹿县为例》（《中国农史》 2008第1期），李昊鲁的《从清末立宪反思宪政之根基》（《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2011年第5期）。由此，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达到了一定水平。 　　一、研究状况及评述 　　近二十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大体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整体到个案的演进。具体而言，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开拓： 　　（一）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 　　乡村，源自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村社，发轫于河流与沃野的交汇处，是世界主要文明的孕育地。在乡土中国，则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既是地方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聚居之地，又是国家政令条例贯彻实行的必经之路。因此，在地主社会时代，为有效维护统治，自汉武以后的君王大多强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思想治理百姓。儒学思想经过各地长官对世家大族首领的传达，再由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家族成员的讲述，进而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乡规礼法”，从而完成由上及下的治理流程。黄仁宇曾就此评论道： 　　“如此一来，要在农民大众之中构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