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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术界关于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的研究综述 　　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是冷战国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在朝鲜半岛、在台湾海峡、在印支半岛都发生了激烈对抗乃至相当规模和程度的武装冲突，成为两大阵营对抗中的重要内容，而且还因为中美两国在经过长达1／4个世纪的敌视和对立之后，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相应作出了缓和双边关系的战略抉择，直接导致了国际力量的分化组合，促成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对冷战时期乃至冷战后时期的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这一转变发生前几乎整个60年代(1961～1968)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对于了解两国关系“解冻”的艰难历程、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发展合作、减少对抗，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的背景 　　 　　1949年以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孤立，进入60年代后，在与苏联缓和关系的同时，美国甚至认为中国更具危险性、威胁性和侵略性，从而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起源于意识形态和争夺势力范围而导致的对抗不完全一样，中美对峙是由于美国奉行对华遏制与孤立政策，在中国的领土、领空及领海范围内或在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侵犯了中国主权并危及了中国国家安全情况下形成的对抗。由于中美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一对峙蒙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使中美两国内部都弥漫着对对方的强烈的怀疑和敌视心理，影响了双方对两国关系做出客观、全面的评价，阻碍了两国各种层面和形式的接触和两国正常关系的建立，两国彼此隔绝，互不往来，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所说“在1969年4月以前，美国登月的人数比获得美国政府批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人要多”。此话绝非夸张。 　　60年代中后期以后，美国国际地位相对衰落，苏联力量则大大增强并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争夺霸权，同时中苏关系出现了由盟友到敌人的巨大转变，这为美国放弃1949年以来对中国的遏制与孤立政策、超越意识形态的冲突向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转变提供了基础和现实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进行研究。与美国国力的兴衰相适应，从尼克松上台到里根执政，大致以80年代中期为界，美国学者的研究前后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不同。从尼克松到卡特时期，由于美国还没有从越南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在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守势，因此学者们对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基本持批评态度；从里根上台开始，尤其是里根第二任以后，随着美国国力的重振，在争霸斗争中，美国逐步重新获得优势，学者们开始把批评的中心逐步转向中国。 　　 　　(二)80年代以前的研究 　　 　　1969年12月，在尼克松上台将近一年时，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外交学院举行了一次对华政策研讨会，包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大师摩根索和以组织了一系列中国问题听证会而闻名的前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莱特在内的许多学者对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会者普遍认为，“孤立”中国的政策已经失败，对中国的“遏制”也受到怀疑。他们还认为，在美国的“遏制”和“孤立”的政策下，希望中国不作出激烈反应是不可想像的，任何面对这一情况的国家都会如此，不论这种孤立是否有其自身的原因。他们也对中国对其邻国或美国造成了威胁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实际上没有威胁世界和平。 　　随着中美两国逐步接近和两国正常关系以及准战略关系的建立，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大量增加。在70、80年代，出现了一批新成果。其主流继承了60年代的基本观点，批评美国对华政策，认为美国应对60年代中美关系的状况负责；另一方面，出现了把中美60年代僵硬对峙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的看法。 　　莫顿?H?海普林认为，5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推行遏制和孤立政策，希望推翻中共政权并代之一个反社会主义的政权。肯尼迪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虽然认识到中国是现实存在，认识到美国应该与中国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联系并停止在国际社会中对中国的孤立，但由于国内的强大压力，他只能继续推行遏制与孤立中国的政策；约翰逊政府时期，官僚机构和越南战争对国内政治的压力加强了，中国只有被作为扩张主义者和侵略者才能证明美国在印支的战争是正确的，与中国达成和解变得更为困难。直到60年代末，美国仍继续维持其极端政策，试图完全孤立和遏制中国。 　　彼得?A?波尔研究了越南战争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他认为，虽然肯尼迪对在东南亚遏制中国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但由于缺少政治力量和自信，不敢冒险与军方和国会强硬派摊牌。约翰逊则相信在越南取得完全胜利是美国的主要利益，因此他不断将战争升级，几乎导致一场与中国的全面战争。 　　福斯特?R?杜勒斯的研究表明，尽管肯尼迪口头上一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