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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在公共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通过制度的设计促进社会公平 　　摘要：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为何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构建更趋公平的经济利益关系，以及如何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公共经济政策的制定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关键词：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公共经济政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和谐发展，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更趋公平的经济利益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发展，中国贫困现象已大幅下降，从整体上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这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关键阶段。拉美国家因“马太效应”和“蛋糕”分配不均累积的问题，造成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中国在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过程中，利益阶层与弱势群体同时出现，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凸显。不少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已指出，尽管再分配计划有可能降低经济效率，但如果平等是一种社会产品的话，那么它是值得购买的。政府的责任是要努力发挥公共经济政策效应，防止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等问题，特别是要避免不可接受的不平等极端情况出现。此次“5.12汶川大地震”后，全国各阶层群众都对灾区人民献出爱心，但一小部分先富的人并没有承担起他们应尽的责任，反而大发国难之财，因此通过国家公共经济政策的制定来保证社会公平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一、为何要通过公共经济政策的制定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目前造成社会公平失衡的关键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一部分小群体“官商勾结”，借助权力资源、规制缺欠、政策漏洞，以最短的路径、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实现了财富的积聚，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完成了原始积累。其中不乏侵吞国有资产、走私贩私、偷税骗税等严重违法行为。第二，一部分具有自然垄断特点的行业改革严重滞后，凭借垄断、半垄断的资源和上游产品，向社会提供高价格的公共服务，严重侵占国民的消费剩余，获取不正当的高额利润，而由少部分人和小群体稳定地分享极不合理的垄断利益。第三，一部分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或部门，利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体制弊端，靠行政权力垄断牟取个人或部门私利，把行政审批和经济运行变成了寻租腐败的温床，把公共权力变成了少数人和个别部门换取利益的“摇钱树”。 　　解决社会分化问题，不是“劫富济贫”，通过推动收入的三次分配，促进社会和谐。第一，市场是财富第一次分配，要从根本上提高效率，促进公平竞争，提高资源利用率，使国力增强，福利提高。第二，要合理税负，搞好二次分配。在打击非法收入的同时，利用税收杠杆搞好二次分配，提高公共政策效率和分配的公平性，实行累进税制，合理“削高”；实现扶贫与社会安全网建设，合理地“抬低”，促进社会公平。第三，要注重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促进NGO及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特别是公益慈善性组织的发育，建立公平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先富人群和后富人群之间的互动，平衡社会的心理冲突。先富人群交完税后再资助低收入者，可以减轻社会相对失衡的心理冲突，激发后富人群的斗志和责任，先富人群也会通过做善事发现自己的生命意义，增强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 　　公益资源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先富人的钱，另一种是先富人的服务。公益资源可以用于关注和缓解社会的苦难，增加先富人群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增加公共事务的公益资源总量。据统计，我国非营利组织每年筹集的资源有50亿元，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国际组织，而国内社会公益资源投入，仅为国民收入总额的0.1%，在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10%。 　　为什么我国企业和个人慈善捐助的热情不如发达国家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整个社会的公益意识，尤其是先富人群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还有待提高；二是公益捐助的税收政策优惠不够，现在捐赠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捐款，国家给予全额抵扣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但还有众多的社会捐款没有享受到税收优惠；三是很多NGO组织管理水平低，得不到社会的有效信任。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出国民收入的1%成为公益资源，就意味着能动员1000亿元的公益事业投入，能有效提升全社会的公益事业水平。 　　 　　二、如何通过公共经济政策的制定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主要是对分配结果的调控，而分配结果调控的关键是对国民收入再分配关系的调整。当前对再分配关系的调整，应以调节高收入、反贫困、依法规范分配行为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 　　 （一）运用税收手段调节过高收入 　　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控重点是对高收入者进行调节，主要表现在对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遗产赠予税、个人财产税、存款利息税、特别消费税等为补充的个人收入税收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