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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史的反思 　　纪念何为？ 　　20世纪曙色初露，中国腹地爆发了一场革命，东方的第一场革命：辛亥革命。 　　然而，革命向何处去？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它是一出正剧、闹剧，还是悲剧？这是一个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们的学者在海外抛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告别革命”。从论述中可以看到，这里的“革命”，便包括辛亥革命在内。 　　 　　随着“告别革命”的口号滚滚而来的，是保守主义的浊流，泛滥于近20年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在辛亥革命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被歪曲的、颠倒的历史画面，圣徒变成魔鬼，小丑化为英雄。革命的正当性和历史的公正性遭到遮蔽。正如鲁迅当年不满于同样的情状所说的那样，许多烈士的血被踏灭了，在战士的缺点和创伤那里，围绕着一大群嗡嗡嘤嘤的“完美的苍蝇”。 　　辛亥革命留给现代中国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是什么？是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专制主义君主制度，倡言民主共和。仅此一项，革命已是功德无量。 　　当然，一个专制制度的覆亡是由多种力量促成的，所谓“力的平行四边形”;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从中起到了杠杆的作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出现过这样一群理想主义者，实干家，勇于追求、热情赴死的猛士。在同一个拥有庞大的镇压机器的旧制度作殊死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焕发出集体的创造的活力，历史的首创精神。辛亥革命是观念革命、制度革命、城市革命，与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宫廷政变和农民起义根本不同的革命。革命的领导层是新生的知识分子，他们盗取西方的“天火”，以政党和现代社团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利用现代宣传媒介进行社会动员，让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包括海外华侨共同参与，这都是没有先例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革命党人在论战和斗争实践中所培育起来的自由、民主的精神，普遍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和精神，是注入守旧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意识中的新鲜空气，激荡，播迁，而影响深远。 　　十分可惜的是，革命的成果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转眼之间萎落了口在“共和”的废墟上，出现“一党专政”，出现不称帝的帝王式人物。用鲁迅的话说：革命以前是做奴隶，革命以后，竟做了奴隶的奴隶了。 　　作为辛亥革命的亲历者，鲁迅即使确信革命已经蜕变，对于革命的前驱者，乃至革命本身，始终不曾有过不负责任的指责;相反，他认为革命的遗产是珍贵的，所以希望有人认真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青年人看，而深恐失传。 北塘左营炮台的英军总部 　　这就是纪念的意义。晚清著名的洋务派人物李鸿章说是“开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们至今仍然置身于这“大变局”之中。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上，想必我们会一再重逢诸如“自由”、“民主”、“共和”的字眼;要知道，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这些字眼的时代，正是100年前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时代。 　　从“自强”运动说起 　　马克思这样评论中国：“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的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840年，解体的时间开始了。马克思说：“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是英国的鸦片加大炮，最早打开这个古老的密闭的空间。 中国制造的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 　　这是中国皇帝所不能接受的。帝王有帝王的荣耻观。在他的眼中，中国乃“天朝上国”，居“天下之中”，所有国家都是藩属国，使节前来都要行跪拜礼的。想不到终有一天，朝贡关系变作了条约关系，自然是奇耻大辱。然而，就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次年，1861年，咸丰“龙驭上宾于天”了。 九龙的边防军 　　晚清政治的要角慈禧从此登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同治帝不过是体制的一个象征而已，权力一直掌握在这位阴鸷而强硬的母后手中。由于根基未稳，又缺乏治国经验，从身份来说只能“垂帘听政”，这样，就暂时腾出了一个舞台空间，由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结合外省的几位封疆大臣，一起折腾他们所谓的“自强”运动。她一面虎视眈眈，一面集结保守势力，随时准备出击。 　　“自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挨打后冒出来的一个新词。它最初用于外交方面，后来就跟办洋务联系起来了，所以自强运动也称洋务运动。先驱者是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魏源的名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则提出“用夷变夏”，而“自强”作为一种政治主张，也是他率先提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言议无足轻重，检验真理的最后标准唯是最高当局的实践。这时，奕？和文祥有了明确的指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稍后，地方领袖张之洞写成著名的《劝学篇》，其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实质上代表了整个洋务派的观点，也是贯穿晚清整个改革的纲领。“体用”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被确定为引进、购买、仿照。改革最先是器物的改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昆明，云南新军在训练 　　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地方督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