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派词人李曾伯寿词思想的研究.docVIP

辛派词人李曾伯寿词思想的研究 　　摘 要： 李曾伯是南宋文武兼备的名臣，其自寿词相比于他寿词更有价值，其中渗透着隐逸与报国的矛盾和对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他的寿词受辛派词人辛弃疾的影响，但相比而言，李曾伯寿词以归隐和爱国矛盾心境作为其寿词的思想核心，辛弃疾寿词则凭借豪放的抗金复国的爱国风气而光彩夺目。 　　关键词： 李曾伯 寿词 思想 辛弃疾 比较 　　李曾伯（1198—1268），南宋词人，字长孺，号可斋，原籍覃怀（今河南沁阳），南渡后寓居嘉兴（今属浙江），一生事功显赫，为南渡后名臣。据相关统计，李曾伯创作寿词58首，居南宋个人寿词创作数量第四。李曾伯寿词创作一直奉行“愿学稼轩翁”这一信条，其中包含复杂的思想，探究其寿词所蕴含的思想特征，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自寿词中隐逸与报国的矛盾 　　1.隐逸之思与现实矛盾 　　李曾伯寿词中隐逸思想占据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其自寿词中。从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至景定二年（1261），即词人50岁至64岁间，李曾伯共创作了25首自寿词。自寿词中，李曾伯处处显露归隐之意，却又自我矛盾。 　　《沁园春·和邓季谦通判为寿韵》[1]是较为典型的作品： 　　老子家山，近古苏州，有监本呆。叹长途荷担，斯宜已矣，急湍鼓枻，岂不危哉。我爱陶潜，休官彭泽，为三径荒芜归去来。君恩重，奈边戈未偃，阃毂犹推。 　　东南休运将回。幸天日清明公道开。把孤忠自许，我心匪石，一真难灭，人口如碑。青眼旧交，黑头新贵。快九万里风鹏背培。诗筒寄，正多情未已，聊解君颐。 　　李曾伯在此词中展现出多重的情感态度。首先，他直接大胆地呼喊“我爱陶潜”，表达对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生活的向往，明确提出自己欲辞官归隐的意愿。纵观李曾伯自寿词，其归隐之意无法掩饰，且十分强烈。他向往的隐逸生活有诗：“向酒边、多作数篇诗”（《八声甘州·癸丑生朝》），有酒：“壶觞自引，不妨换羽与移宫”（《水调歌头·戊申和八窗叔为寿韵》），与岁寒三友为伴：“竹院昼闲参内景，蒲团夜坐披圆觉”（《满江红·八窗叔和，再用韵》），品莼鲈肥蟹之美：“正柴桑栗里，稻肥蟹健，松江笠泽，莼美鲈鲜”（《沁园春·乙卯初度和程都大韵》）。 　　李曾伯归隐的愿望如此强烈，却为何没有达成？正如其在此词中所述：“君恩重，奈边戈未偃，阃毂犹推。”宋理宗在位期间对李曾伯十分看重，多次将边防重权交予他[2]，皇恩浩荡，怎能推辞。但更重要的是爱国忠臣李曾伯在“边戈未偃”之际，心中无法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即使使出最后余力也定当报国。一个“奈”字将其对国家的牵挂和归隐的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 　　既然君恩重，自己又心系国家，李曾伯为何又总想归隐？这和南宋混乱的政治局面是分不开的。李曾伯从政时间是绍定三年庚寅（1230）至咸淳元年乙丑（1265），朝廷内政党对立，加上宋理宗执政后期任用贾似道、丁大全等奸臣，听信谗言，导致众多军事贤才都因奸臣弄权而下场悲惨。李曾伯自己亦仕途坎坷，多次遭弹劾：景定元年（1260），“李曾伯、史岩之并落职解官。曾伯坐岭南闭城自守，不能备御。”[3]P853李曾伯遂生大病。景定二年（1261），贾似道行“打算法”，李曾伯等一帮重臣与老将下狱，不再得到重用。[4]咸淳元年因贾似道嫉妒而惨遭到褫职[5]P835。 　　南宋末期朝廷黑暗，弄权者对守边将领的迫害，对包括李曾伯在内的一大批久经沙场的将领们造成很大威胁，贤将无法施展才能，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也力不从心，可谓“孤忠自许”。难怪李曾伯会发出：“弧矢四方男子事，争奈灰心也久。”（《贺新郎·丁巳初度自赋》）的叹息。 　　2.对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 　　仕途艰难、报国无门较大程度地引发了李曾伯归隐之思。然而，还有一个内在原因是宋代士大夫阶层对于隐逸的精神追求。李曾伯的自寿词中曾多次提及“垂钓”这一意象： 　　休说射雕手，且学钓鱼翁。——《水调歌头·戊申和八窗叔为寿韵》 　　任从渠、翻云覆雨，愿老于耕钓乐于诗。——《八声甘州·和韵》 　　不退寻岩壑，相安耕钓，重来岭峤，犹事驱驰。——《沁园春·己未初度》 　　李曾伯在自寿词《乙卯初度和程都大韵》下阕中提道：“何人为我笺天。焉用此客星留井躔。”“客星”即指东汉隐士严光。李曾伯还在《水调歌头·幕府有和，再用韵》一词末句道：“束起楼兰剑，归钓子陵台。”子陵台作为一个隐逸的意象在宋代士大夫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有学者称其是“宋代隐士范型的重构与宋代士大夫新的审美的精神追求”[6]P59。这种新型的隐士范型由北宋名士大夫范仲淹树立，以建立严子陵祠堂为标志，后由宋代士大夫纷纷作诗文歌咏严光追求精神之自由，从而树立起的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想新典范，即严光典范[7]P64-98。这是对宋代士风堕落的“拯救”，也是士大夫群体意识觉醒所带来的结果。士大夫群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