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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诉交易制度合理性的研究 　　摘 要 随着刑事案件的增多，在现有司法资源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公正与效率，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课题。本文对辩诉交易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分析，进而阐述了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 　　关键词 辩诉交易 产生与发展 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 　　一、 辩诉交易的产生与发展 　　（一）辩诉交易的产生。 　　辩诉交易起源于19世纪上半叶，第一个经确证的辩诉交易案例产生地是波士顿。 当时美国的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相当频繁，与此同时，社会动荡达到了顶点，美国民主共和党面临着重大的政治危机，刑事犯罪率大幅上升，案件积压非常严重。为了在有限的司法资源条件下及时处理这些积案，一些州的检察官开始采用交易协商的方式结案。如以允许减少犯罪数、减少指控罪名或降低对其判处刑罚的幅度等条件与被告人进行交易，以促使其作有罪答辩，从而避开冗长而繁琐的对抗式的正式审判程序。由于这种结案方式灵活简捷，能有效提高诉讼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因而它出现后便在美国绝大部分州得到了普遍的推行。此后,1974年4月美国修订的《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辩诉交易在司法制度中的法律地位。 　　辩诉交易根据其交易的内容不同，可以分为罪名的交易、罪数的交易和量刑的交易。其中，罪名的交易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检察官允许以本应指控的涉嫌罪名要轻的另一罪名换得被告人认罪。如指控强奸罪，被告人答辩构成侮辱妇女罪；二是当被告人犯有某些社会影响更为恶劣的犯罪（如猥亵儿童罪），并害怕从此声名狼藉，影响其今后的生活时，检察官允许以其他罪名（如轻伤罪）起诉而换取被告人认罪。罪数的交易是检察官允诺撤销与本案非直接相关的指控或者撤销所指控数罪中的一罪或数罪换取被告人认罪。量刑的交易是检察官允诺向法官建议对被告人适用较低幅度的刑罚，以换取被告人认罪。 　　辩诉交易根据被告人的贡献不同，可以分为认罪交易和合作交易。其中，认罪交易是指被告人以认罪为交换条件，而与检察官进行交易。而合作交易是指被告人通过与政府合作，如提供其他案件的侦破线索，协助警方抓获同案犯等，在检察官提出动议的前提下，法官作出减刑的裁决。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发展。 　　正因为辩诉交易在快速结案、操作灵活等方面的独特魅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深受积案压力之苦的两大法系国家纷纷效仿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刑事诉讼交易实践，并通过刑事诉讼立法确立了本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如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正在广泛实践，在英国的治安法院，90%的被告人都作出了有罪答辩，另外10%由刑事法院管辖的案件中，约有65%的被告人作出了有罪答辩。作出了有罪答辩的被告人可以获得25%到30%的量刑折扣。所不同的是，检察官只可以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就减轻指控进行交易，不能就量刑问题进行交易，量刑的轻与重完全取决于法官。在德国，辩诉交易被称为刑事诉讼的协商，形成于70年代初期，最初仅适用于较轻微犯罪的诉讼程序中，但是由于其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显著，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甚至包含了暴力犯罪和故意杀人案件等重罪案件。现在，辩诉交易已经成为德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意大利，辩诉交易程序，被称为“意大利式辩诉交易程序”或称“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程序”，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程序的主体不仅有检察官、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被告人可以超过检察官直接向法官请求适用刑罚，即使检察官不同意。日本现行刑事诉讼程序中，没有辩诉交易的规定，但是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简略程序，它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人作“有罪内容的陈述”，并且自愿选择简略程序。日本于2001年提出司法改革意见书，改革内容之一就是引进辩诉交易。我国的台湾地区及澳门地区的现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辩诉交易。由此可见，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在世界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 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剖析 　　辩诉交易拥有效率、实用主义、自由与平等、权力制衡、案件合理分流等价值，这些价值体现了辩诉交易的合理性。 　　（一）辩诉交易的效率价值。 　　辩诉交易的价值基础是刑事诉讼中的司法效益观，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程序法的经济目标就是使实现内在目标成本的最小化。刑事诉讼中的经济原则，主要是指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应以尽量少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耗费来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实现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效率。 　　公正和效率是现代社会司法制度的两大价值目标。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刑事司法的资源增长明显滞后于刑事犯罪的增多。如何在现有的司法资源配置下有效解决刑事司法视野中日益增多的问题，控制犯罪的恶化，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平衡,各国的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