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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发展困境之的反思 　　摘 要：重商主义始于15世纪末的西欧，并在实践中被不断补充完善，用于指导解决各国在经济起步阶段的发展问题。重商主义在经济发展初期、中期阶段有积极影响，到了后期则会出现一些问题，我国当前在有些方面就陷入了新重商主义模式下的负面效应中。 　　关键词：重商主义；经济发展；国家干预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61-02 　　一、重商主义的历史沿革 　　（一）重商主义在春秋战国的表现 　　中国重商主义思想大概在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但是此前，我国历史上已经有重商主义的观点。“富国强兵”的提法人们耳熟能详，完整表述是“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作为历史上首位提出重商主义政策国家，齐国鼓励出口，鼓励人们经商来积累金属货币，即所谓“利出一孔”，以达到强国的目的。在这之前，西周末的《商君书?外内》就有“农之用力最苦而盈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的人纷纷投入商业经营。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看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的社会现实，不同阶层的人们由此事于商贾，其中最著名的商人范蠡就富甲一方。春秋末年孔子的弟子子贡也是一名出色的商人，史载子贡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史记?孔尼弟子列传》），成为孔门72贤中最富有的一个。周人白圭、女商人“巴寡妇清”等也都是著名的经商将才。 　　（二）重商主义在历史上的非主流地位 　　自公元前商鞅变法提出重农抑商至近代鸦片战争前，“重本抑末”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思想领域的主流，这和贵义贱利、黜奢崇俭同为传统儒家思想的三大教条，而且和重商主义提倡的追逐财富、追求金银、利益至上的观点是相违背的。从中国历史上的士、农、工、商排位来看，商一直以来都是未位，而且还受到诸侯、贵族的压榨和剥削，有史以来未从改变。此外，商人还在法律上受到种种限制。《商君书》有《弱民》，极力主张欲强国必须先弱其民，而弱民的前提就是打击工商业。这种重农抑商的思想，延续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开过门之后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二、重商主义之争 　　辨证地看，广义的重商主义其实是一整套发展策略的集合，其中包括政府干预经济、贸易保护、扶持幼稚产业、鼓励出口、促进就业、重视生产等一些列的治国之略。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根基。李斯特、凯恩斯等著名经济学家早就看到其正面的历史意义，并趋于认为，正是重商主义这一系列的发展策略，才使欧美国家迅速崛起。由此观之，国外理论界对重商主义进行批判陷入双重标准：对从狭义的角度对中国重商主义进行抨击，而对本国的重商主义则从广义的角度看待。中国重商主义屡遭国外诟病的同时，出口商品又频繁遭受双反调查和隐蔽苛刻的非关税壁垒，恰好是这种双重标准的体现。西方国家抨击我国用重商主义攫取了别国利益，这只能是“贼喊捉贼”，“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需要我国有理有据的斗争。同时，我们也不能一味地否定重商主义，应当看到，除掉其血腥味后，它对国家经济的贡献还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理论上为重商主义正名实属必要，完全抛弃重商主义，等于让一块无骨的肥肉任人宰割[1]。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强大的竞争压力，在各种制度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行政的力量实施一些宏观政策调控，以便在高效率的统筹规划中配合市场经济发挥最优作用。 　　三、中国的重商主义道路困境 　　（一）大国贫困化增长导致福利损失 　　所谓的贫困化增长，是指一国虽然由于产出增加带来出口增加，但是本国的贸易条件却可能以更大的幅度下降，这反而造成了本国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下降。大国的贫困化增长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即该国产品需求弹性低，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偏向出口的国民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大致都具备这三个条件，因此，贫困化增长成为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应该注重的首要问题。如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增长快，但是出口单价一直在下降，而且纺织业的劳动工资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德国是我国的34.65倍，日本为33.39倍，韩国5.85倍）。为了获取国际市场利润，国内企业展开了激烈的恶性竞争，最大限度地压低出口价格，最终只会导致国际市场上充斥着数量多、利润率极低的“中国制造”。 　　（二）频频遭受“双反调查”，贸易摩擦加剧 　　2014年6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又展开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轿车及轻型卡车轮胎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下称”双反调查），这是继2009年美国轮胎特保案之后对中国轮胎行业的又一调查。2009年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导致中国2011年对美国汽车轮胎出口额只有9.68亿美元，下降了一半多。另外，我国的光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