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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公民”的二重化与人的自由解放 　　摘 要：鉴于马克思与卢梭政治哲学之间关系的不同认知，通过对二者在人的“市民”与“公民”二重身份及自由问题的分析，对他们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从共性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来源，从二者的差异中探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创新：马克思批判性地吸取卢梭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对其理论进行了根本性的超越，建立了自己新型的政治哲学。 　　关键词：马克思；卢梭；“市民”；“公民”；自由；解放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1-0100-05 　　长期以来，马克思与卢梭之间的关系有“断然否定论”和“完全等同论”这两种不同的论断。“断然否定论”是前苏联的某些学者所主张，认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渊源，而很少涉及卢梭的影响，甚至断然否认二者的思想联系[1]；“完全等同论”主要是“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为代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被断然否认，单纯认为卢梭关于平等和自由的论述与社会主义理论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卢梭的政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真正来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一部自始至终渗透着典型的卢梭人民主权思想的著作”[2]。 　　上述两种观点都是对马克思与卢梭政治哲学关系的误读。事实上，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两人都致力于人的自由解放。他们都意识到一个困境：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个人，感受不到有尊严的、有价值的生活。因此，他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致力于人的有尊严、有价值的生活，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马克思在践行这种理想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卢梭的思想，从“市民”与“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关系对人性的异化进行追根溯源，并最终在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之路径上超越卢梭。 　　一、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人性的 　　异化状态：“市民”与“公民” 　　的身份冲突 　　（一）卢梭的“市民”、“公民”理论 　　在一定意义上，人具有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双重性，但却不是截然分离的。私人生活离不开公共生活（即他人和社会），两种生活的表现领域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对自我及相关事物的照看和关怀方面却是一致的。同时，个人也在力图建立共同秩序，因此个人的生活也具有政治意蕴。 　　卢梭认为，近代城市已被当作城邦，“市民”已被视为“公民”，“公民”自启蒙以来已随着城邦的消失而消失。但“公民”与“市民”有着截然不同的品性，“市民”构成城市、“公民”才能构成城邦。因此，现代社会“市民”与“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就成为人性分裂的表现，并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异化状态[3]。 　　1.“公民”与“市民”的区别 　　在卢梭看来，“公民”、“市民”分别代表着美德和财富、公共和私人、自由和奴役。卢梭称“市民”为布尔乔亚，他批判的焦点就是布尔乔亚（资产者）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布尔乔亚作为私人化的个人，在欲望和权力的双重奴役下，具有物质化和非政治性倾向。布尔乔亚可以看作是一个“数”的单位，“公民”就是一个“分数”单位，“数”可以作为一个绝对的统一体，而“分数”则依赖于分母即整个社会的关系，并且是政治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市民社会里的布尔乔亚作为“自我分裂”的现代人被造就成了自利与正义、私人性与公共性分裂的“市民”。相反，真正自由的人（卢梭理想中的公民）应是与自然人和市民相对立、在公共领域中追求公共善并且自我立法的公民――他是追求道德自由的共同体成员，共同分享政治权力并以公共性为本质。 　　2.“公民”与“市民”二元对立的根源 　　卢梭认为，市民或资产者是经济增长的先行者，城邦公民或国家公民是平等参与的先行者，现代人即市民人性异化的本质就在于“市民”和“公民”之间的正义与自利的人格分裂，例如：英国的资产者和法国的第三等级，他们构成了新的社会形象，即追求私人利益的布尔乔亚和献身公共事务的公民的两面人。他认为，现代的法国人、英国人和中产阶级的人就是这种一无可取的人。“公民”与“市民”二元对立的根源便在于卢梭认识到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冲突和矛盾以及形成的这种异化的生命，这也表征着现代社会的冲突和人性的矛盾[4]。这也正是卢梭批判的核心主题。 　　（二）马克思的“市民”、“公民”理论 　　1.“公民”与“市民”的关系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和对立、人权与公民权的完全割裂，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表现得越来越突显。他指出，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中，人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分别是抽象的人和现实的人。前者中人的目的性体现为人权，后者中的人目的性体现为公民权。他认为，人之所以从对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主要是因为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民主意识以政治和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下来。这应归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但是，它的局限性和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