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草剂草甘膦微生物降解技术的研究进展.docVIP

除草剂草甘膦微生物降解技术的研究进展 　　摘要：草甘膦是目前世界上使用量最大的除草剂品种之一，造成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害，并随着食物链在哺乳动物体内富集，进而危害人类健康；微生物降解是清除环境中草甘膦的最主要途径，是降低草甘膦危害的一种有效方法。对近几年筛选得到的草甘膦高效降解菌、主要降解途径和降解产物、草甘膦的原位修复研究进行了总结，探讨了微生物降解用于缓解草甘膦造成的环境污染的难题。 　　关键词：草甘膦；微生物降解；降解途径；原位修复 　　中图分类号： S482.4；S1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4-0008-04 　　草甘膦（glyphosate）是一种高效除草剂，被植物经茎叶吸收后，通过抑制植株5-烯醇丙酮莽草酸-3-磷酸合成酶（5-enolpyruvylshikimate-3-phosphate synthase，EPSPS）的活性来干扰5-烯醇式莽草酸-3-磷酸的合成，从而抑制植株合成芳香性氨基酸，最终导致植物叶片枯黄脱落，死亡[1-2]，可控制世界上绝大多数危害性杂草，成为全世界除草剂使用量最大的种类之一[3]。 　　草甘膦由Monsanto公司开发应用以来，一直被认为对非靶标生物具有低毒性。对草甘膦及其制剂的研究显示，草甘膦未在任何动物的组织中富集，也未对人类健康产生危害[3]。然而40多年的应用，尤其是1983年高抗草甘膦基因研发后[4]，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被广泛种植，引起的草甘膦大规模应用，导致其在土壤中大量积累，已经对土壤化学过程和生态系统造成影响，而且给环境带来安全风险，威胁了人类健康[5]。调查研究发现，土壤中残留的草甘膦会破坏土壤微生态，影响微生物数量和土壤酶的活性，尤其会抑制放线菌数量和脲酶的活性[6-7]，而且残留的草甘膦会随地表径流进入地表水，影响水质，造成水生生态的失衡[8-9]。不仅如此，更有研究发现，草甘膦会影响孕期动物的胚胎发育，导致形态异变[10-12]。例如，干扰海胆胚胎细胞的细胞周期[10]，增加非洲爪蛙的胚胎和鸡胚变异的可能性[11]等。同时，Clair等对小鼠研究发现，高剂量的草甘膦（约10 000 mg/kg）对小鼠睾丸的支持细胞有急性细胞毒性，诱导细胞坏死和凋亡；而低剂量的草甘膦（1 mg/kg，相当于摄食草甘膦处理的玉米后，人尿液中草甘膦的含量），虽然没有细胞毒性，但是会使睾丸酮的分泌降低35%，干扰睾丸的内分泌[12]。Poulsen等还发现，草甘膦能够穿透人类胎盘障碍进入胎儿室，影响胎儿正常发育[13]。由此可见，土壤中富集的草甘膦不仅对环境造成影响，破坏生态平衡，并能通过食物链的富集进入哺乳动物体内，进而威胁人类健康，草甘膦的安全问题应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1 草甘膦的生物降解菌 　　土壤中的草甘膦易发生水解、光化学降解、生物降解等，而生物降解是草甘膦降解的最主要途径[14-15]。在自然环境中，尤其是长期施用草甘膦的土壤中，存在种类繁多的能耐受或降解草甘膦的微生物菌群[16]，这有利于寻找高效降解菌，对缓解草甘膦造成的环境危害具有重要意义。 　　在纯培养条件下，科学家们一直没能分离出可利用草甘膦的细菌，直至1983年，Moore等筛选出假单胞菌PG2982，是能利用草甘膦作为唯一磷源的细菌[17]。同位素标记法研究发现，通过C―P键的断裂，PG2982能将草甘膦代谢成肌氨酸[18]，虽然PG2982降解草甘膦延滞期较长，但是为草甘膦降解菌的筛选奠定了基础。此后，陆续分离得到有草甘膦降解活性的假单胞菌[19-23]、产碱杆菌[23]、黄杆菌[24]、节杆菌[25-26]和根瘤菌[27]，而Krzysko等则发现土壤中的真菌也具有降解草甘膦的能力[28-29]。早期研究的降解菌多是以草甘膦为唯一磷源，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许多微生物也可以利用草甘膦作为碳氮源，节杆菌GLP-1的变种[26]、产黄青霉菌[30]被发现能利用草甘膦作为唯一氮源，链霉菌[31]则是将草甘膦作为唯一碳氮源，而青霉T1[32]和曲霉B21[33]对草甘膦也都表现出明显降解特性，降解率都在50%以上，B21对草甘膦的降解率甚至可达97%。 　　近年来，草甘膦的研究也取得许多进展，Sviridov等分别从甲基膦酸和草甘膦污染的土壤中分离出无色杆菌MPS12和苍白杆菌GPK3，将MPS12在含草甘膦的培养基中培养，MPS12A同样具有降解草甘膦的能力，这2株菌都是以草甘膦为唯一磷源进行生长，将草甘膦分别降解成肌氨酸和AMPA[34]。Hadi等在无膦培养基中也筛选出苍白杆菌GDOS，能将草甘膦降解为AMPA，GDOS在含磷培养基中对草甘膦还有降解能力，并且是报道的第一个能在几天内将毫摩尔草甘膦完全降解的纯菌，这对于污染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