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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资本”大举西进 　　中国经济的第二推动力，正由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民间资本力量所主导，并日益向中西部地区策动和转移。这是继中国持续利用外资20年后，在宏观经济运行层面上的又一重大特征和变化。 　　来自四川省招商引资局的统计表明，2001年，该省引进省外（国内）资金128.92亿元人民币，与1997年相比，增加了15.72倍。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来自京、浙、粤、闽、苏、沪等东部地区的资金为76.44亿元，占引进的省外资金总数的65.76%。当年四川利用外资则为11亿美元（约94亿元人民币）。在四川的雅安和广元，60%的地市级公务员工资都是来自这些东部地区投资的企业上交的利税。 　　这是一场带有一定政府引导色彩并更多由民间资本力量参与的西进运动。本刊记者在四川的采访表明，除了资本主体的不同之外，这种红色资本西进结果与西方政治经济学家所描述的全球工业化浪潮多有相似：东部资本的介入加速了西部原始积累的进程，东部企业成为当地工业结构的主体，农村土地日益集中到少数经营者手中，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东部的思想观念改变了当地政府的行政思维，少数外来私营企业主开始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之中。 　　2002年4月，原任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的蒋巨峰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兼主管经济的副省长。在此之前及此后，有不少东部地区的官员陆续到西部任职，为这一地区原本自下而上由民间经济力量主导的经济变革提供了自上而下亲近东部经济模式的可能。 　　 　　资本迁移 　　 　　企业外迁及资本转移的现象不光在温州存在，整个浙江甚至东部大部分发达地区都呈现出明显的资本扩张趋势 　　1997年下旬，一份非公开的政府文件在浙江省温州市级领导的案头传阅。这份至今仍处于保密状态下的文件披露了在该年上半年，有超过100家的温州灯具企业大举外迁的消息。这些企业，不光包括灯具的经销商，还包括制造商以及为其配套加工的企业。整个产业链的整体外迁，这在温州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曾经在全国灯具流通市场占1/4份额的温州灯具产业就此衰落。 　　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健是温州市人大财经委委员，他向《商务周刊》透露，在2002年上半年，温州下属的乐清市又有两家资产规模在1亿元左右的摩托车整车制造企业悄悄外迁了。 　　“企业外迁和资本流出在温州是一个必须避讳的话题。”温州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谨慎地说。本刊记者在温州采访其间，政府的有关部门拒绝提供任何这方面的资料，另一个解释是，政府尚未做过这方面的较详细的调查和统计。 　　事实上，企业外迁及资本转移的现象不光在温州存在，整个浙江甚至东部大部分发达地区都呈现出明显的资本扩张趋势。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在西部10个省、市、自治区中，参加开发建设的浙江人已达87万，自1990年起的累计投资总额更是达到864亿元，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813亿元。四川省招商引资局局长郭晓黎向记者出示的一份材料表明，2001年，北京（23.37亿元）、浙江（15.49亿元）、广东（14.37亿元）、福建（6.7亿元）、江苏（4.53亿元）、上海（4.29亿元）、山东（2.02亿元）等地均有大批资金流入四川，而且在最近几年呈上升趋势（见附图）。 　　“在最近几年的招商引资实践中，我们发现，东南沿海的三条经济带：浙江的台州到温州，福建的泉州到石狮，广东的佛山、东莞到湛江一带，社会游资比较多，所有制经济灵活，这部分的民间资本正成为四川吸纳内资的主要对象。”郭晓黎说。特别是在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有超过10万人的温州大军从当地出发，携带资本入川经商。 　　记者从温州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协作办）获知，2002年10月，一份由该部门与市统计局联合进行的调查报告刚刚出炉，该报告发布的一个更广泛的官方数字是，大约有16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每年创造的GDP为560亿元。但是，考虑到温州商人历来有不愿露富的习惯，这个数字显然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统计。 　　在考察东部地区这种投资原动力的形成过程中，我们选取了最具典型意义的温州作为解剖的对象。民间资本的频繁流动和增值，构成了温州经济生活中最迷人的一道风景。 　　37岁的叶其乐，现在是四川琪乐塑业公司的董事长，地道的温州人。“我最初的起步资金，就是从我父亲那里借贷的。”叶其乐的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初扮演的就是一个民间金融的中介人角色，被当地人称为“银背”。“很多有钱人的钱放在我父亲那里，他来做担保。那个时候利息高，但他也没有挣多少钱，主要是解决亲戚朋友做生意的资金。” 　　“温州话中‘背’就是拿过来的意思，”温州经济的长期观察者，现任温州经济学会会长的马津龙解释道，“‘银背’就是资金供需双方之间的介绍人。”1984年9月29日，在温州苍南县钱库镇，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家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