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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新战略难题的破解之道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普遍贫困、区域贫困到基本解决贫困的转变，贫困人口较1978年减少了6.7亿，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但是，我国仍然面临艰巨的扶贫任务。最新数据显示，到2014年我国农村仍有7071万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目前，距离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只有5年时间，扶贫工作十分紧迫。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扶贫战略，切实做到“真扶贫，扶真贫”，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重要的任务和重大的责任。 　　减贫遭遇“最难啃的硬骨头” 　　经过21世纪头十年的扶贫开发，我国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农村居民生产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然而，我国减贫任务依然繁重，减贫形势更为复杂。此前出台的减贫政策基本实现了条件稍好地区的脱贫任务，余下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生存条件恶劣、缺水少土、基础设施薄弱、自然灾害多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大石山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水库移民区，贫困程度深，自我发展能力弱，是实现我国千年扶贫目标、小康目标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而在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增长由高速变为中高速，同时要转方式、调结构，压缩淘汰一部分过剩和落后的产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过程会涉及财政、就业等与扶贫工作关系密切的多方领域，也对扶贫提出一定挑战。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精准扶贫”战略调整面临的三类主要难题 　　精准扶贫意在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即通过“靶向疗法”，定位定向扶贫，总攻绝对贫困。虽然自2014年初推进至今，精准扶贫工作日渐机制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实施精准扶贫的现实过程中，“脱靶”现象仍然非常突出，实施扶贫新战略、精准扶贫工作仍然面临着较大挑战。 　　（一）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是首要难题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确定谁是扶贫对象，但在对象的确定方法与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首先是贫困人口的“规模排斥”问题。国家按照年收入2300元作为贫困标准，并以县为单位实行“规模控制”，即通过收入统计上的百分比确定贫困规模。打个比方，假如全省平均收入低于2300元的比例是10%，那么对于县管理下的农村就按照10%的人口选出贫困对象。换句话说，贫困人口不是按照人头数出来的，而是按照比例“制造”出来的。在这种格局下，各地（市、州）、县、乡（镇）获得的贫困村和贫困户指标（数量）未必与实际的贫困人口规模一致。 　　其次是贫困人口的“区域排斥”问题。我国于2014年划分了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加上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三地州（西藏、四省藏区和新疆南疆），共14个片区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但这种“集中连片扶贫开发政策”，客观上将部分“插花式”的贫困村（户）排斥在精准识别范围外，甚至导致“为连片而连片”现象，即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凸显集中连片扶贫开发的成效，往往以非贫困区甚至相对富裕地区为基础整合临近的贫困片区作为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区域，而将真正的甚至是大量的贫困村排斥在外。 　　除此以外，由于扶贫工作人员优亲厚友及工作失误造成的“误识”、“漏识”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二）针对性个性化精准帮扶是第二大难题 　　因致贫原因不同，贫困户对帮扶内容有着不同需求，精准帮扶应针对具体情况提供针对性的扶贫措施。但从现实层面上看，因户制宜的扶贫理念虽有价值，却难以实现，并演化出现以下问题： 　　第一，减贫措施简单化。实践中，为了降低工作强度，不少减贫措施被简化为提供部分资金、赠送一些生产资料、修建或改造贫困群体住房，甚至只是提供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直接影响了项目的减贫效果与可持续性。 　　第二，门槛要求“挤出”绝对贫困人口。部分减贫项目有门槛要求，需要地方先行进行资金配套，有的地方政府为了不放弃项目，采取虚拟配套或者挪用其他资源，进而减少了其他社区的减贫资金（资源）；而一些扶贫项目通过组建合作社进行，要求入社的扶贫对象配套一定数量的资金、土地等生产资料，部分绝对贫困人口因无法承担只能选择放弃。 　　第三，扶贫项目与贫困需求不匹配。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多省市坚持“两个70%”政策，即财政扶贫资金中70%要用于产业开发，产业开发项目资金具体使用中70%要直接到户。但相比起产业开发，一些极端贫困地区对于沟、渠、路、水等生产生活设施的需求更加迫切，致使减贫资源的分配出现严重偏离；部分产业扶贫项目甚至完全脱离产业发展规律，只关注生产环节，忽略市场营销，进一步破坏了当地已经十分脆弱的产业基础。 　　（三）提高扶贫效率的精准管理是第三个难题 　　精准管理即对扶贫举措及实施效果及时跟踪监测，动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