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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监督视域下量刑实体规则构建的研究 　　摘要： 　　量刑实体规则是衡量量刑是否公正的一把标尺。法检协力总结量刑经验、细化量刑思维步骤从而定型量刑实体规则，是确保量刑公正和强化监督的关键所在。作为对应某一罪名常见形态的刑量参数的量刑基准被称为标尺的刻度，在量刑实体规则中居于基础地位；在众多事实中分类择取和评定量刑情节，进而调整刑罚幅度是量刑实体规则的核心内容；运用数据统计的方式类型化归纳个案的量刑经验，是定型量刑实体规则的发展趋势，借助于指导性案例的采集渠道无疑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关键词：量刑监督；量刑实体规则；量刑情节；个案统计 　　中图分类号：DF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3）06-0120-05 　　权力天生的排他性，让法院在其自由裁量权的领域空间拟定量刑规则，无异于让其自缚手足难为进行。在中国量刑缺乏说理和监督不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套据以评判和监督量刑活动的实体规则。只有约定基本的量刑规则，置裁判者与参与者的行为，量刑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行为于同一套话语体系内，才可能真正为法律人量刑搭建一个对话的平台。量刑实体规则应以责任主义为根基，在诠释具体法规范和总结量刑经验基础上，形成为公众理解和接受的评价犯罪行为法律后果的实体规则。这套实体规则，要经得起教义学理论的考问，其结论及论据又要为法规范涵摄，据以得出的量刑结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一、量刑责任主义：量刑实体规则之理论根基 　　刑罚裁量与行为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益息息相关，国家将决定处罚的重大权力委于法官并非任其恣意裁断。法官必须尊奉这样的信条：“能够根据目的、价值控制因果法则的人，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实施了犯罪行为，是对其施加道义谴责的根据。”[1]2进而也是法律谴责的根据。简言之，犯罪行为是发动刑罚的唯一理由。但实施了对法益的加害行为，引起了法益侵害结果或危险并不必然肯定犯罪的成立。责任主义认为，要想肯定犯罪成立进而科处刑罚是正当的，就必须能够认定行为人在实施加害行为时是有责任的[2]6。当然，这里的责任是指归责的责任主义，它是就行为人实施加害行为时主观上有责任，可以对其个人进行责任非难为内容。量刑实体规则的理论根基是责任，法官依据客观事实在法定刑范围量定刑罚，理当将行为人责任作为量刑的依据。这里的责任是指量刑的责任主义，即量刑应按照责任的比重，这与中国刑法意义上的责任涵义一致。“从根本上讲量刑的重要基准就是责任的程度。在刑罚必须与责任相适应的意义上，责任也具有规定科刑的程度及分量的功能”[3]146。当代法治国家普遍把行为人责任规定为量刑的基础。德国刑法第46条规定：“行为人的责任是量刑的基础，此外量刑时还应考虑期待量刑结果对行为人将来社会生活的效果。”[4]17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48条也强调：“刑罚必须依照犯人之责任加以量定。”[5]125中国刑法第5条也规定刑罚应当与犯罪行为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量刑的责任主义为法官科处刑罚划定了一个上限，对行为人科处刑罚须以存在责任为根据，并且能够科处刑罚的量之上限不得超越该人应受法律非难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即刑罚不得超出责任限度[6]578。严格限制单纯以行为人具有人身危险性为由加重处罚的过度预防，量刑责任主义在这一层面发挥了决定刑罚有无和限定刑罚量的双向机能。 　　量刑责任主义强调对行为人罪后表现的宽恕和考量，不能一味考虑行为人的个人情况和有利于其再社会化的因素，必须以其罪后表现能够降低行为危害程度为条件，或犯罪行为本身社会危害性较轻为前提。在此意义上，量刑责任主义实现了报应与预防的统一。近年来，犯罪学的重大贡献是犯罪控制取决于“自我控制”，因而适用刑罚时还须考虑引导行为人与社会合作的需要，加上责任评价重合于一般预防及部分个别预防的效能，量刑责任主义通过限制处罚力度，起到了促使社会走出重罚的历史阴影之客观效果。由此可见，责任的基础地位决定了对预防的双向限制，既能矫正重刑主义风气又能防止刑罚虚无主义的倾向。 　　二、量刑基准：量刑实体规则之标尺刻度 　　如果说量刑实体规则是衡量刑罚裁量是否公正的一把标尺，那么，量刑基准就是这把标尺的刻度。确立抽象个罪在大多数情形下应适用的刑种和刑度（基准刑），既是在为宣告具体犯罪的刑罚量作铺垫，又是在为法官运用法定刑设置一道起码的栅栏来引导法官的量刑行为，尽可能地防止量刑畸轻畸重现象[7]。量刑基准存在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法官从法定刑引出处断刑的刑罚量定时所遵循的一般规则。例如日本学者大谷实认为：“法院在刑种的选择、法律上的任意减轻、酌量减轻、宣告刑的决定、缓期执行的可否、保护观察的要否、附随处分的要否及其程度方面，都得亲自裁量，作出决定。这被称为广义上的量刑，这时的裁量基准被称为刑的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