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分析.docVIP

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分析 　　2012年4月12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各方围绕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最新变化，就深化该组织今后10年的安全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各方表示，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新矛盾新挑战层出不穷，该组织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成员国将在不干涉内政和尊重彼此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原则的基础上，完善安全合作体系，提高共同应对威胁和挑战的反应能力。4月24～26日，该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各国国防部长就未来10年里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磋商和探讨。 　　上海合作组织自2001年6月15日成立以来，积极顺应时代潮流，稳步推进安全合作，有效维护成员国安全与发展利益，代表了国际安全新秩序的发展方向，在多个层面树立了创新合作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安全合作的理论与实践。 　　发展历程 　　军事互信基础上的传统安全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可追溯到冷战结束之初“上海五国”以军事互信为基础的传统安全合作。当时，随着前苏联解体，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出现失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正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安全危机。而中国则根据世界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努力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历史的机遇和国家发展的诉求，使得中、俄、哈、吉、塔等国在国家利益方面出现重合。 　　在此形势下，中国与俄罗斯等国通过妥善解决边界问题，逐步建立军事互信。冷战期间，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制约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发展，导致双方长期军事对峙，甚至引发兵戎相见。尽管冷战后期中苏双方在避免因边界纠纷引发冲突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在解决边界争端方面仍然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冷战结束后，中国与有关国家审时度势，在边界问题上很快取得突破。1992年2月，中俄两国立法机构先后批准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4年3月，中国与有着1500多千米共同边界的哈萨克斯坦签署了《中哈国界协定》，与其他中亚国家的边界谈判也步入正轨。 　　中国与有关国家以解决边界问题为契机，彻底终结冷战时期形成的军事对峙局面。1996年4月26日和1997年4月24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先后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两个历史性文件为“上海五国”安全合作机制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启动了“上海模式”的新型安全合作进程，也成为国际社会解决军事矛盾、建立军事互信的典范。 　　共同安全威胁基础上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冷战结束后，被美苏争霸所掩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国际和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中亚地区，在前苏联影响力不断削弱的同时，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等已成为地区安全面临的重要威胁。为了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上海五国”逐渐将安全合作拓展至非传统安全领域。 　　1998年7月3日,“上海五国”在第三次元首峰会《联合声明》中首次明确指出，“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排斥和宗教极端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各方将采取措施，合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偷运武器、贩卖毒品和麻醉品以及其他跨国犯罪活动。”1999年8月25日，五国元首在第四次峰会《联合声明》中再次重申了打击“三股势力”的决心，并明确要求“五国职能部门采取措施开展协作，包括制订有关联合行动计划”。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恐怖主义是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因素”，并将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联合行动列入地区安全合作工作日程。此后，五国于1999年12月2日召开了“比什凯克‘上海五国’执法部门领导人安全合作与协作会议”，确定了非传统安全合作内容，包括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民族分裂主义，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打击非法贩运武器、毒品走私以及制止非法移民等。在2000年3月30日“上海五国”国防部长会议上，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积极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运用军事手段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努力推动传统安全合作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有机结合。 　　丰富实践基础上不断完善综合安全体系 　　2001年6月15日，“上海五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正式组建上海合作组织，并发表了共同文件《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此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地区形势，该组织积极开展安全合作，加强合作机制建设，不断完善综合安全体系。 　　经济安全是国际安全的重要内容，经济利益更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经济发展是从根本上加强各国和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关键所在。2002年5月，上海合作组织经贸部长在上海举行首次会晤，一致同意正式启动经贸部长会晤机制和贸易投资便利化谈判。2003年9月，六国总理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贸易合作纲要》，明确了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的优先领域，即能源、交通、电信等基础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