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监管规则创制路径简述以跨国监管为视角.docVIP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监管规则创制路径简析以跨国监管为视角 　　摘要：本文基于支配金融监管规则创制的双重结构及内含的四组关系，总结出金融监管创制的跨国路径。基于此跨国视角，辨析地方国家机关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进程中的监管角色，提出国家应通过对私人创制监管规则的授权来充实地方国家机关的监管权限，并应通过法律手段明确上海在金融监管规则创制中的角色以应对监管竞争。 　　关键词：跨国路径；监管竞争；规则创制；授权；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7－0047－05 　　 　　金融中心的发展以特定领土为载体，很多国家基于政府主导模式。动用国家力量争夺金融主导权，力图在本国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考虑到国际资本的竞争因素，为吸引和保持金融稀缺资源，监管者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同时，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在金融市场上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日益趋同，监管体制在金融竞争力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同全球其他金融中心的监管规则相竞争的过程。 　　2009年6月25日，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金融监管规则创制路径进行了规划性的制度安排。同时，根据《立法法》第八条规定，我国金融基本制度属于国家立法权事项。如何看待地方立法权限的有限性对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影响?金融监管规则是否必须要采用法律或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是否必须要特别授权地方立法?如何授权?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回应。 　　金融监管规则的创制必须放在全球背景下并应结合金融的特性进行定位。本文通过梳理支配金融监管规则创制的双重结构及其内含的四组关系发现，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在国家层面完善金融监管创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加强对私人而非对地方国家机关创制金融监管规则的授权：地方国家机关可以通过协调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来规范私人创制监管，充实金融监管规则创制权限的内涵。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监管规则创制路径的机制环境：跨国路径 　　 　　具体到金融监管领域，金融监管法律关系结构与国家主权结构相一致：国家主权包括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两个方面，金融监管(国家／私人间关系)是对内最高权的体现，国家具有创制监管规则的权力，私人具有确保监管合规的义务。国家间的金融监管竞争和合作是对外独立权的体现，国家相互之间竞争和协调监管规则。金融全球化进程中，这种界限日益模糊，金融监管规则的创制出现了多层面的互动。带来监管规则创制的跨国路径。 　　 　　(一)跨国路径的产生机制：以监管竞争为基调的多层面互动提升了私人在监管规则创制中的地位 　　伴随金融全球化，前文所述金融监管双重关系带来了监管套利、监管俘获、监管竞争、监管合作等四组关系之间多层面的互动，其中监管竞争是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金融创新有赖于监管竞争。金融创新需要各国具有足够的权力空间来进行监管创新从而适应并规范金融创新。监管竞争有助于激励各国不断创新监管规则。 　　其次，监管套利、监管俘获为监管竞争提供了存续条件。金融的特殊性使得金融监管特别容易被俘获’。私人利用各国金融监管差异通过资本跨国流动来规避监管、降低监管成本从而获取超额收益，即监管套利(Regulalory Arbitrage)。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结果使其在维护私人利益方面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国家创制金融监管规则时越来越无法忽视市场的反映。，受制于私人的倾向增强。这迫使各国监管机构之间如同“选美竞赛”一样持续地竞争、通过改善监管环境来增强自身对国内外资本市场参与方的吸引力。私人监管套利意味着监管竞争通过限制国内当局的监管政策选择，还影响到国内监管。 　　再次，监管合作需要监管竞争来推动。各国通过市场展示本国监管制度的优越性，表明其监管体制受支持程度，为未来监管合作提供“样本”。 　　据此，在监管竞争的主基调下，国家通过创制金融监管规则来影响私人在金融市场的交易行为，私人则通过监管套利、监管俘获等途径来影响国家的金融监管规则创制，表现出相互依赖、循环互动的特征，私人在金融监管规则创制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跨国路径的特征：监管规则创制中国家与私人相互“借力” 　　监管关系多层面互动，促使金融监管在国家间关系维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外交模式，金融监管机构官员之间形成一种跨政府组织网络。在国家与私人关系方面，私人日益发挥了监管功能，其创制的一些标准具有了监管规则的实际效果。具体表现为跨政府组织网络路径和私人路径。 　　就跨政府组织网络而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等跨政府组织网络实际上主导了国家间层面金融监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