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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剩余价值伦理的方法 　　本文探讨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与斯蒂文森情感主义伦理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元伦理学与实践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的关系，论证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伦理方法之一是斯蒂文森情感主义伦理方法。 　　[关键词]剩余价值；斯蒂文森情感主义；伦理方法；情感意义；描述意义 　　[中图分类号]Ｂ７１２．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５４－０５ 　　郑树梅（１９５９―），女，河北丰润人，复旦大学哲学系２００３级博士生。（上海２０１１００）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理论，历经了１８５７～１８５８经济手稿（《资本论》第一部草稿）、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二部草稿）、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三部草稿）和１８６７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的漫长过程。我们说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是不同寻常的经济理论，就在于它既有遵循自然的、一般的经济规律的分析，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也有遵循人类道德情感规律的人性分析，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它是一部伦理的经济论著，抑或说是一部经济的伦理著作。当代美国学者比尔?马丁尤其强调其伦理学说的主导地位，他说：“我并不否认马克思学说中政治经济学和科学考察的必要性，但是，我不禁要问：其目的是什么？显然，答案不能仅限于政治经济学和因果机制的考察上，而应该归结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等的伦理问题的考察。”[１]马丁认为伦理学是马克思著作的目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考察只是达到伦理目的的手段。立足于马克思整体理论，马丁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１８４４年）到《资本论》（１８６７年），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现象，论证人的本质就是有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到最终提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真正本质，一直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中心内容，而它们就是关于“善”、“恶”、“正当”、“人应该怎样活”等伦理问题的探讨。但是，《资本论》中既没有纯形式的伦理学文本，也没有严格的学术规范意义上的伦理学体系和关于善、恶的定义和准则。那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考察如何与伦理建立联系？即马克思用什么方法阐述其伦理思想？马克思学说的伦理方法研究是一个大课题，可以从多个角度、多层次地展开。受美国现代伦理学家查尔斯?Ｌ?斯蒂文森（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ｅｓｌｉｅ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１９０８―１９７８）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启发，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语言运用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我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语言运用方法之主要理论依据在斯蒂文森的理论中都可以找到；反之，后者的方法理论在前者的理论中也有较完整的体现。故我提出本文的观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伦理方法之一是斯蒂文森情感主义的伦理方法。 　　 　　一、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信念和态度的关系问题 　　 　　情感主义伦理学盛行于２０世纪３０至５０年代，属元伦理学，其主要代表有艾耶尔、罗素、卡尔纳普、斯蒂文森等。斯蒂文森是情感主义最完善的表达者，他的《伦理学与语言》（１９４４）被认为“是对伦理学的情感理论的最彻底、最精确、最系统的阐述和研究”（Ｍａｒｙ Ｗａｒｎｏｃｋ）。情感主义伦理方法是指通过对伦理判断进行意义分析，来解决伦理学问题。斯蒂文森在《伦理学与语言》中宣称，他要实现两个目的：一是澄清诸如“善”、“正当”、“公正”、“应当”等伦理术语的意义；二是提供能够证明或论证道德判断的一般方法。并强调了两点：一是词语的分析必须深入到现实道德情境之中；二是从词语的情感意义入手。概括地说，其伦理学是从情感意义入手分析伦理术语的意义，找到一种具有一般意义的伦理方法，以解决现实情境中的伦理问题。其实，他是把传统伦理学依据理性寻找最高原则变成为寻找一种解决伦理争执的方法，即一种从伦理分歧到伦理一致的方法：现实中Ａ、Ｂ双方就某个“应该”的伦理问题发生争执，双方都试图劝导对方改变态度，以至付出行为的方法。 　　斯蒂文森首先把伦理问题二元化为信念和态度的问题。他提出，伦理分歧有两个根源：信念和态度，即信念分歧和态度分歧。信念是关于事实的描述，对立双方不可能同时为真；态度是关于赞成或反对的倾向，包括意图、愿望等心理内容，具有祈求、建议的作用，对立双方不会同时赞同某一事物。信念和态度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但改变态度是目的。信念能影响态度，争执的一方一旦改变了对方的信念，也随之改变了对方的态度，从伦理分歧达到了伦理一致。比如，作家用作品影响读者的过程即就是一个在读者心中确立信念，改变态度的过程。所以，摧毁旧信念，建立新信念是达到态度一致的前提，这即是“态度理论”。态度理论“完成了伦理学从以理性为依据、以信念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向以情感为依据、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