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诗歌不同发展倾向浅述.docVIP

中西诗歌不同发展倾向浅述 　　几乎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是从歌舞乐交融的隆重盛典中诞生的。不管是石板、金器，还是羊皮纸、竹编，所记载的第一种带着文学韵味的篇什便是铿锵的诗歌。鸿蒙初辟，对自然的震颤与惶恐，对生命的困惑与忧惧，对宇宙的遐想与猜测，汇聚酝酿了原始初民丰富的想象及奔腾的激情。于是以想象力与感受力为本质的诗歌生根发芽，强健的生长起来。 　　华夏民族早熟的潜质使其过早的从荒诞虚渺的神话中抽身而出，一本正经的搞起经国之用。以致我们后人想要从古老的经典神话那里摘引挪用些材料以解孩童渴读之困时，面对的是《山海经》、《穆天子传》等稗文野史里断章残言的尴尬。 　　相反，希腊神话作为整个西方文化的“土壤”与“武库”却丰富、动人、美丽，宛如波澜壮阔的蓝色大海。暴戾的宙斯、善妒的赫拉、勇武的赫拉克勒斯、不屈的普罗米修斯……引起争端的金苹果、倾国倾城的海伦、奇特的木马计……大手笔的荷马史诗里同时透着神性与英气、激情与柔媚。这是一片美轮美奂、神奇浪漫的仙境。 　　不论称其为土壤也好，源头也罢，西方诗歌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生命意识与奔腾的激情。 　　翻阅中国最早的口头诗歌，会发现多具有实用色彩。例如：描述狩猎过程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作魔法与咒语之用的“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华夏儿女黜玄想而重实际，着跟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当希腊人凭临海洋、恣情歌唱生命、力量与自我之时，中国人在堆满竹帛的书斋里思量：“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如果说中国古代因受儒学影响，更重视诗歌教化作用，也即重视人与社会的相协调关系。那么，西方古典文学一开始便以人文主义为旗帜，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注视自我，审视自我，剖析自我，确定自我。单凭“委屈”个人，服从群体，遏制本性，实现与社会同步是要背道而驰的。首先将自己作为被实验的对象进行研究，需要一种科学态度：精密、细致、客观。因而理性主义成为治学的要旨已为西方人所接受。所以深沉的感受，细致的分析，深刻的思考，理性精神渗透在西方诗歌中―― 　　“我终于学会了怎样去看自然，／不再象年轻时那末毫无思虑，／我从其中一再听到那／人性静寂、忧郁的乐章；／一个雄健的力量，／坚无不摧，但不粗不野。／扰我心以狂喜；／感到一种深沉的雄伟，／其住处为落日，／为海洋，／为大气为蓝天，／为人类底智心；／一种生动，／一种灵体，／推动着所有有生命的东西，／所有思维中的对象，／运转于所有的物中。”(摘自华滋华斯《汀潭寺》) 　　我们不会忘记物我两忘之逍遥的中国山水诗。陶渊明、谢灵运等人吟咏山水的形象始终都是得意缱绻，飘逸神奇的。然而读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所得的更多是反思的冲撞，心灵的感动．这些冲动让人痛苦，但又痛中生出快感，痛中引发思考。对力与知识的理性式的追求，往往使西方诗人超越伦理道德，政治层面，向行而上之上的精神高地探寻。中国诗重意境，讲求玩味，这并不适应于西方诗。一种由“神人同性同形”所带来的源远流长的遗憾美的传统，使得西方诗歌每每有一种力的突破、投掷、冲击。它破坏着浑圆的和谐，却又使诗境有着强大的张力。 　　柳宗元有一首《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开头两句极为横阔，转而聚焦为一翁一点，然而末尾一钓钩之点又点开万境之雪，极为博大。开而合，合而开，是整一的圆合。而雅克普列维尔的《公园里》则相反： 　　一千年一万年／也难以／诉说尽／这瞬间的永恒／你吻了我／我吻了你／在冬日朦胧的清晨／清晨在蒙苏利公园／公园在巴黎／巴黎是地上一座城，／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从情人嘴唇的印合，到环境，到宇宙，一步步张开，扩展，由近及远，由小至大，驰情人幻，追求无极，且一往不返。犹如灿烂的焰火凌空出世，将瞬间的美丽消失在无限的漆黑里，而带给人永恒的遐思。 　　西方人对已有的、现存的、可获之事物采取的是科学求真的态度，但对无可企及、尚无可获之事物采取的却是神秘的崇拜，执着的猜想，渴慕着的追求的态度。 　　这正如古希腊的柏拉图，当他对“美的大海”凝神观照之时，抱着是一种出乎其外的“静照”的方式，然而却以“迷狂”的方式达到真正观照到“理式”的境界。这看似矛盾，却正是真理。柏拉图曾这样描绘诗人，“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 　　代神立言是西方诗歌的一个重要命题。荷尔德林曾唱到： 　　“待至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去造访万物的神祗。／在这之前，我却常感到／与其孤身独涉，不如安然沉睡。／何苦如此等待，沉默无言，茫然失措。／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这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酒神精神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