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互联网带来怎样改变.docVIP

《众声喧哗》：互联网带来怎样的改变-新闻学 《众声喧哗》：互联网带来怎样的改变 宋子夷 【摘要】在《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一书中，作者围绕电控空间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流动性变化，做出了全面详尽的论述，并着重探讨了共有媒体中的公共领域和政治慎议是否可能，以及网络民主是否能改变中国两个主要议题。 关键词 互联网 共有媒体 公共领域 网络民主 如何理解互联网，是现当代中国信息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议题。 在胡泳的《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一书中，作者探讨的对象正是互联网，即“电控空间”（cyberspace）中的共有媒体，以及人们在共有媒体上所发出的声音。他原创性提出了“共有媒体”的概念——共有媒体是“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顺着定义去理解，无外乎是大家熟知却很难界定的事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送者，传统媒体对信息的过滤行为失效，信息不再依赖少数人通过“强制或半强制”形式传播给受众，每个人都可以有选择地接受信息，甚至自己直接生产“信息”。 深度探索：“公”“私”边界的重构之路 “互联网成为政府唯一无法完全垄断的媒介”，作者提醒大家认清当前中国的突出现象：群众非政治化和社会本身越来越政治化的矛盾。介于这一背景之下，互联网在传统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中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这个现实疑问拷问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通过对世界先进网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群与无线互联网用户数量在世界范畴内已名列前茅，但与此相对应的，国家对于互联网的管制并没有放松——以2003 年为时间节点，此后的时间，一面是威权主义政治在网络空间的蔓延，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实现令人逐渐感到消沉；一面是市场化和去政治化的媒介经营策略使得网络空间充斥着娱乐化和消费主义的喧嚣。极权主义因于公共领域吞噬私人领域，消费主义则正相反，这一结果对中国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公共领域的影响究竟有多严重？无人能量化这一问题。但从现实情况来看—— 首先，政府一边采用传统的“封杀”方式，如对信息的处理、屏蔽、禁用等，与此同时也试图采取新的宣传策略进行舆论疏导和稀释，如通过建立网络评论员机制来引导网络舆论等。但这种管制方式往往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反抗意识。被管制者如保持沉默态度，就不会受到法律或其他形式的制裁，在这种情形下，群众对政治感到漠然，敏感度很低。更有甚者，认为政府的作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很小或丝毫感觉不到影响。 其次，承担“公共领域”职责的网上讨论需要具备代表性的不同意见的交锋。但是，互联网参与门槛降低带来的只是加强了传播中的表达功能，至于倾听功能是否得到保证，却比较难考量——“大家都在自说自话”。在这里，表达似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传播的意义却也被消解。 同时，互联网为排他性交往带来了便利。这体现在三方面：人们更倾向于在群体间追寻同类；一旦与他人观点相左便产生偏见、排斥；对某些观点有着“霸权”思维等现象屡屡发生。作者指出：“中国公民普遍害怕冒犯权势，因为权势阶层拥有破坏他们生活的力量。而在互联网上，人们发现了一个相对可以免于恐惧和限制的公共空间，情绪的亢奋和批评的激烈便有如洪水出闸。这就可以理解，中国新媒体比其他媒体，缺乏平和和理性；也表明，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网络活动较之其他国家更具有政治意味。” 第三，互联网存在过度娱乐化现象。市场的需要培养出新闻娱乐化现象的加重、弹窗广告的暴露血腥画面、热门搜索里的八卦娱乐新闻、“标题党”大行其道等。互联网对用户来说或许更多像数字化的超级市场：菜单丰富，信息个性化定制，服务娱乐化配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后现代的图景：商品变成符号，信息成了困住人的购物市场、人类变成购物狂、书写狂以及形象和信息本身。 第四，互联网探讨的质量令人存疑。在实名制实行之前，网民的身份并不能得到确认，他们的“探讨素质”——是否具备理性思维，是否具备辩驳是非能力，是否具备批判精神，是否具备强烈社会责任感等等，让人难以把握。因于用户在对议题的探讨中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情形，互联网的匿名性让产生的话语质量“参差不齐”，“可信度、权威度有待考证”，进而损伤了互联网公共空间的意见表达的质量。 第五，我们能否期待互联网的“民意”代表的是真正的民意？作者用了大量调查数据来说明网民的意志远不能代表民意。最典型的例子是“数字鸿沟”，因为电脑普及率优先、网民分布在各个维度上都较为集中等因素，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公民，不会在匿名前提下做出不负责任的决定，他们更会权衡利弊选择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网络舆论究竟能有多大代表性？那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