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交州士氏家族兴衰之原因浅述.docVIP

东汉末年交州士氏家族兴衰之原因浅述 　　[摘 要]东汉末年，皇室日衰，地方群雄并起，皆欲争霸天下。当此乱世，交州士家趁势而起，其家族雄踞交州，势力盛极一时。然而，士家虽称雄交州要塞，但在东汉末年之乱世，其却未参与争霸天下，仅致力于保存交州一隅之安宁，并最终在东吴势力的压迫下走向衰亡。综观其兴衰之原因，既有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之缘故，也有其自身与别不同之因素。 　　[关键词]东汉末年；交州地区；士氏家族 　　东汉末年，各地群雄并起，多方名士、豪强凭着自身实力割据一方。各地方割据势力表面上虽仍表示要匡扶汉室，但实际上都各自为政，各有图谋。东汉末年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皇权日衰、地方势力渐盛且相互混战、争夺领土的局势之中。 　　士氏家族乃东汉末年交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其家族先是因王莽之乱，避祸于交趾一地。经6世发展，至士赐开始有人出仕为官，从士燮一辈开始在官场上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至公元187年前后逐渐发展至顶峰。在东汉乱世中，交州因为有士家势力在统治，特别是由于士燮之治理有方，才能偏安一隅，“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1]。然而在当时，像士家这样一个本非官侯世家又非皇室贵胄的平凡家族是如何崛起壮大，最后又是因何遭到衰败的呢？本文拟在综合研究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对上述问题做出分析。 　　一、起家模式及起家资本 　　东汉末年各地的割据势力有的出身王侯之后，如刘表、刘璋；有的出身公卿世家或名臣之后，如袁绍、孙坚、马腾；有的则曾为朝中重臣部下，如郭汜、李 。而与上述割据势力不同，士家在发迹之初既非王侯之后，也非公卿世家，在朝中又无重臣势力可倚靠，仅是偏远地区的一个普通富家大族。因此，其起家之模式与其他地方势力有所不同，主要遵循的是汉代传统的选官模式，依靠才学优异获得出仕，并通过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一）起家模式 　　汉代官吏选拔主要以察举、征辟为主。其中除征召是由皇帝直接下诏征聘外，察举和辟召之权实际都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由此可见，士子要获得出仕机会，除自身才干外，还必须获得掌权官员的赏识才能获得推荐。东汉后期，地方官长对察举、辟召权力的垄断愈演愈烈，并与地方世家大族相互勾结，彼此互惠互利。普通的地方大族通过自身的财力及社会地位影响地方官长，使自己的子孙成为察举、辟召的对象。一旦家族中有人出仕为官，就开始利用手中权力为家族牟利，进而又像其他地方官一般垄断察举、辟召之权，推荐同宗同族之人出仕，最终成为地方上的官宦世家。 　　士氏家族之起家所遵循的便是上述模式。先是士燮之父士赐出任日南太守，这是士家开始在地方政治舞台上崛起的标志。作为地方之长，不仅有权决定地方的一切事务，更有察举、辟召的权力。此后，士燮之被举孝廉，补尚书郎，以及因公事免官后又被举为茂才，任巫县县令，这些不仅是士燮本身才华所致，与其父之为官更有莫大的关系。 　　（二）起家资本 　　察举、征辟任官起源于西汉，其最初的标准是以才学为主，不论家世名望如何。而到了东汉，家世名望则日渐成为选贤任能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东汉之选拔官吏在才学之外，更注重的是士人的家世背景和社会关系。要想出仕为官，非有雄厚的经济、社会资本不可。同理，士家之崛起除得益于汉代传统的选官制度以外，与其本身原有的资本和根基也有莫大的关系。 　　1、经济资本 　　从《三国志》中关于士氏家族的描述，我们可大略知道士家的前身至少是个富贵之家。首先，从其先人故里所属之地域来看，鲁国汶阳在西汉时地属豫州（见《汉书?卷二十八下》：“鲁国，故秦薛郡，高后元年为鲁国。属豫州。”），而豫州处在西汉皇权政治中心的东面，毗邻中央政权的核心区域。西汉末年社会陷入动乱，外戚王莽夺权改制，造成国家动荡，社会混乱。当此天下大乱之际，士家先人从北至南，长途跋涉地逃至交州，并在此安定下来，实现子孙繁衍、世代相传，可见其家财之根基匪浅。其次，士燮之父士赐为日南太守，作为一郡之长，其所得的俸禄甚多。汉代太守的俸禄为二千石，根据当时百官的俸禄水平来看，二千石在全国排行第四，算得上是高官了。再次，士燮少年便游学京师，且能拜入颍川名士刘子奇门下，这些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是不能实现的。 　　由上述可知，士家之经济实力雄厚非常。殷实的家境为士家将来成为交州地区的一大豪族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是士家得以崛起的首要原因。 　　2、文化资本 　　汉朝自武帝以后，“通经入仕”逐渐成为许多士人出仕的重要途径。而士家之崛起也与这一路径密切相关。士家先人本鲁国汶阳人，因王莽之乱，不得已逃亡至交州。鲁国乃孔子故里，儒家思想原生于此；再加上武帝时对儒家学说的推崇，汉代时故鲁之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应该更为深远。由此可见，儒学对士家之影响匪浅。而士燮一辈更进一步游学京师，拜名师门下深入钻研儒学且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