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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民调解机制完美对策 　　【摘要】乡村人民调解在灵活、便捷化解民间纠纷的同时，全面、深入地参与乡村事务，是乡村治理中最活跃的元素之一。但是，受社会组织、村民素质、资源供给的制约，乡村人民调解的社会功能并未完全实现。当前，乡村人民调解存在吸引力式微、形式化倾向和评价机制矛盾的问题。应基于乡村社会的现实和需要，在适度承认城、乡人民调解差异前提下，逐步改进并有效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人民调解 乡村 治理 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人民调解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关于人民调解的研究存在两种基本立场：一种立场是将人民调解视为简易、便捷、低成本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另一种立场是将其作为“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向下的社区自治。人民调解不仅承继了传统民间调解化解纠纷的品格，也是国家主导下依托基层社会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运作的社会治理机制。基于调解所依赖的社会组织、环境资源、人员素质差异，乡村人民调解彰显着特有的乡村特色。 　　人民调解的角色与定位 　　人民调解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这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乡村人民调解不仅在纠纷调解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且广泛、深入地参与乡村事务。 　　乡村人民调解依托调解委员会运行。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下设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调解委员主要包括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成员，有时含司法所、派出所人员。调解委员会主任多由基层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兼任。但是，调解委员会主任通常只是“挂名”，即真正专职从事纠纷调解的另有其人。无疑，这种安排是对调解政治功能理解的延续，继续将纠纷调解看成是社会控制和管理的手段①。 　　本文仅关注乡村专职人民调解员，不论其是否兼任其他村内职务，乡村专职人民调解员通常是公道正派、有社会影响力、热心调解的乡村精英。调解实务中，一名专职人民调解员的责任辖区人数不等，有时一两千，有时多达四五千。即便如此，与城市调解的陌生人环境相比，乡村调解仍是“熟人”或“半熟人”社会中的活动。纠纷发生后，村民诉诸人民调解的“驱动力”是：“息事宁人”的熟人逻辑、习惯化的行动偏好、对调解员的信赖、基于便利经济的考量。 　　乡村专职人民调解员通常也是治安（保）员，同时接受司法所、派出所指导，在调解民间纠纷的同时，负责治安排查、社会预警。一些看似与纠纷无关的乡村活动中也有人民调解员的身影，如土地整形、道路修建、村民交易等。这些活动中，人民调解员受基层党组织、或村委会、或村民小组、或当事人的邀请，以“见证人”的身份介入，有时起关键作用。人民调解员广泛、普遍地参与乡村事务，其角色有时是调解员、有时是治安员、有时是见证人、有时又像小组长，角色多样。 　　人民调解也是乡村秩序变化的“感知系统”。纠纷是村庄利益分歧、村民矛盾的外化。调解员在调解民间纠纷中，及时了解、接收了这些信息，其对乡村秩序的变化有直观、深刻的感受、认知。例如，企业进村后，在村民与企业的博弈中，纠纷频发，甚至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或上访。此时，有经验的人民调解员不仅关注涉企纠纷的个案调处，而且主动搭建企业与村民的沟通渠道。因此，人民调解员能及时接收、感知乡村秩序变化的信号，是重要的“反应机制”（如积极寻求解决对策或向司法行政指导部门提供信息）。 　　人民调解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地位已经获得普遍共识。但是，乡村人民调解不仅是解决民间纠纷，他们广泛、全面地参与乡村事务，对乡村秩序变化具有敏锐的感知、反应能力。 　　人民调解员的行动策略 　　人民调解是乡村治理中最活跃的元素之一，其参与乡村事务（纠纷调解、社会预警、法律宣传、案件回访等）频率高、范围广。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不断强化调解权威。社会普遍认为，乡村人民调解是民间权威的体现，即调解委员会通过聘请处事公道、能办事、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村民担任人民调解员，完成纠纷调解。然而，单一依赖调解员的个人影响力不足以有效支撑乡村民调的运作，这种影响力是“个人权威”，其与传统社会中以家族、宗族缩合后表现出的民间（组织、系统）权威具有本质区别。乡村人民调解依赖调解员“个人影响”获得的民间权威是“柔性”制约，构成整个调解权威的基础。 　　但是，当调解员的“柔性”制约与国家权威模糊“叠加”后，其在乡村中便获得了普遍认同。这种“叠加”的权威正是通过备受诟病的准司法、准行政活动实现的。在乡村，许多村民认为人民调解员是“公家人”。这种误解源于司法、行政部门与人民调解员的频繁交互活动。 　　乡村民调的权威是动态变化的，在乡村行动逻辑中，村民不仅考虑调解的权威，而且倾向于选择自己信任的人解决纠纷。因此，人民调解员需要在乡村事务、纠纷处理中不断展示其“办事”能力和公平、公道的处事风格，即不断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