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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缠足放足剖析 　　 一、女性缠足：中国封建时代独有的现象 　　 　　 缠足起源的年代众说纷纭，但缠足之女为封建帝王所宠爱应始于南唐后主李昱（公元９３７～９７８年）时代。官嫔?娘是第一个用帛绸裹足以博得皇帝欢心的妇女。北宋时女性缠足之风开始蔓延，南宋以后愈加盛行。《宋史?五行志》篇的“理朝宗，宫人束脚纤直，明快上马”是其佐证。而在元代的杂剧中，“三寸金莲”的“美称”司空见惯。及至明清两朝，是否缠足就成为衡量女性美的第一标准，未缠足的“大脚女”被人耻笑，难以谈婚论嫁。１７世纪西方传教士这样描写中国女子：“她们大多很难活到３０岁，他们的脚被按照可笑的习俗缠裹起来。”①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缠足陋习，竟风靡近千年，这应该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由。 　　 首先，封建专制下的纲常礼教是其存在的主要根源。封建时代的儒家正统思想主张男尊女卑，重视血统和夫权，轻视妇女地位。女性思想被禁锢、自由被限制，圄于女德的范围内，女德的核心是“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没从子”“妇德、妇言、妇仪、妇功”的三从四德。“无所敢自遂也”导致女性思想行为受男子支配与操纵。《女儿经》记载：“为什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束缚。” 　　 其次，封建经济所有制为缠足提供了温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② 封建所有制的本质是男权所有制，男子拥有家庭财产权、遗产继承权。女子出嫁前是父家的财物，出嫁后则成为丈夫的私有物。《礼记?内则》道：“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封建经济所有制剥夺了女性的经济所有权，必然导致女性对男性经济上的依附，进而成为男性的玩偶和生育工具。 　　 第三，封建政治观对女性的排斥，导致女性社会地位失落。中国自商代以后，女性在政治领域遭到激烈抵制。周武王曾将商朝亡国的罪名归于纣王宠爱的女子妲己，这种思想被后代封建统治者所承袭，发展定型为女性不能参政、参政则祸国、女子是红颜祸水的思想观念，女性参政权、社交权受到严格限制。“女主内、男主外”的社会分工模式，使女子被迫局限在家庭内务琐事的小圈子里，或务桑织，或相夫教子，被排斥在社会公共事务之外。 　　 第四，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制约。以男性为核心的一夫多妻制，男女无平等可言，丈夫拥有休妻离婚的主动权，而妻子则要受“从一而终”“一女不能事二夫”等封建贞操观的约束。妻子一旦遭到丈夫抛弃，其社会地位更为低下，命运更为悲惨。这种严重失衡的婚姻关系，迫使女性只能取悦和服从于男性。 　　 第五，女子“以弱为美”的审美观将缠足推向极至。中国传统的审美观闪烁着精华，却不乏糟粕。重男轻女、男主女从的封建思想，在审美观上表现为男强女弱、男刚女柔。女以弱为美的传统，要求女子温柔驯服、懦弱纤细、举止舒缓、轻声柔气、步履轻盈、胆怯怕羞。足形、容貌、才艺构成封建时代女性审美的三要素。缠了足的女性，“走起路来，那一种妖娆的模样，甚是好看”③。这种社会环境，决定缠足是女性的当然选择，成为女性人生第一要义。另外，惟天子命是从、封建官本位的思想意识，使由上流社会发起的缠足之风，对下层群众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所有这些原因，交织在一起形成合力，使女性缠足由偶然上升为必然，由个别封建统治者的不良嗜好变为天经地义。 　　 　　 二、放足：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中国进入近代后，落后的封建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变革缠足陋习成为大势所趋。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客观上为妇女摆脱家庭束缚、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近代不缠足运动兴起的经济因素。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排斥女性的参与。相反，女性群体作为一种可观的劳动力资源被纳入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尤其在轧花、缫丝、纺织等行业中，女性具有明显优势。１８６１年５月创办的上海首家机器缫丝厂―――怡和丝厂，最初雇用的是有经验的男工，工资每天３００铜板（约合０．２７美元），但厂方很快发现女工是最经济、适应力最强的劳动力资源。同年七月，该厂已雇用２５名女工，工资仅为男工的１／３④。更为重要的是，仅仅靠男人出卖劳动力的所得已经无法支撑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客观上逼迫女人也要出门谋生。 　　 第二，中国仁人志士主张放足，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不缠足运动。在他们的启迪和领导下，中国女性迎来形体解放的曙光。洪秀全从基督教人人都是上帝平等子女的教义出发，断然禁止缠足恶习，太平天国革命活动区域内的妇女们，获得保持“天足”的权利。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西方“天赋人权”和进化论思想为指导，在中国倡导、发起了不缠足运动。康有为抨击“中国裹足之风千年矣，折骨伤筋，害人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