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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行政诉讼初析 　　摘要：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古代是不存在行政诉讼的，但是，如果把“民告官”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特征来衡量的话，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古代法律不仅允许“民告官”，而且方式多样。这种制度以儒家民本思想为基础，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能够防范官吏滥用权力，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地位的稳定，客观上救济了百姓利益。当然，它与现代行政诉讼相比，还有多方面的区别。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行政诉讼；民告官；直诉；越诉；监察 　　中图分类号：D925；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1—0132—05 　　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古代是不存在行政诉讼的，行政诉讼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之后。例如，中国政法大学应松年教授认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没有行政诉讼，也不会产生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率先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曾说：“行政诉讼制度是现代民主和宪政的产物，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不可能产生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行政诉讼制度。”但是，笔者认为，如果用行政诉讼的基本特征“民告官”来衡量，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行政诉讼，而且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只不过没有抽象出“行政诉讼”这一概念罢了。行政诉讼的“民告官”特征有以下几方面含义：第一，原告是普通百姓；第二，被告是行使公权力的政府及其官员；第三，“民告官”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第四，官民之间的纠纷是通过诉讼方式来解决的。下面我们来简要考察一下历史上符合“民告官”特征的法律制度。 　　一、“民告官”的制度类型 　　古代中国的确不曾制定行政诉讼法，也没有冠名以行政诉讼的制度，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其政权稳定，建立了多种救济制度来体恤百姓，安抚民生，防范并制止各级官员滥用权力。其中，符合“民告官”基本特征的具体制度有： 　　（一）采风 　　采风就是国家统治者派专人负责到民间采集四方风俗善恶、代语歌谣的活动。通过采风，统治者可以观政之清明，官之勤廉，同时采风也是国家提供的救济人民权益的最原始途径。《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云：“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说的是周代曾设置“遒人”之官，其职责是敲打木铎于乡间道路，听取人民的呼声，征求人民的意见。春秋时代，管仲在齐国创造了“问事”制度：“问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所捕盗贼除人害者几何矣？”这实际上是统治者在直接听取人民控诉申告，以图为国除害，为民申冤。汉宣帝时，派使臣十三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得失”。武则天置右肃政台，专掌“察州县吏善恶，风俗得失”。可见采风是一种古老的具有救济人民权益功能的制度。 　　（二）直诉 　　直诉是指在个别案情重大和冤抑难伸的情况下，人民可超越一般的诉讼管辖和诉讼程序，直接向最高统治者申诉的制度。从表面上看，这种制度仅仅是允许当事人越级诉讼，但从案件性质上看，往往是民告官案件，因为一般的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是无需最高统治者亲自处理的，只有民告官的案件在地方上是很难讨得公道的，法律才特设此道。 　　直诉制度起源于周朝的路鼓制度。所谓路鼓，即“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在晋朝武帝年间，也允许击鼓直诉，当时所击之鼓称为登闻鼓。此后，登闻鼓成为历代直诉的重要方式。《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太武帝时，宫阙左面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击鼓，由主管官吏公车上奏其表。宋孝武帝时还允许冤抑莫伸者直接到御前陈诉。梁则创立了一种投肺函的制度，《梁书·武帝纪》载天监元年诏曰：“夫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函。” 　　唐朝的直诉制度则更为具体。其方式最初有四种：第一种是邀车驾。凡案情重大而不得伸理者，可于皇帝出巡之时，于其车驾行处，跪伏路旁申诉冤抑。《唐律·斗讼》：“车驾行幸，在路邀驾申诉。”第二种是挝登闻鼓。第三种是立肺石。唐时在东、西两京王城门外同时置有赤石，名曰“肺石”。凡老幼不能挝登闻鼓者，则可立于肺石之上，立于肺石诉者由左监门卫负责奏闻。第四种是上表。从负责受诉之主司方面而言，则要求对其所辖范围内的申诉，应立即受理，尽快闻奏，不得推诿或雍滞，违者依律治罪。《唐律·斗讼》曰：“即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诉，而主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此后，宋元明清，都有直诉制度，而且愈加完善。 　　通过直诉途径，最高统治者能够发现冤假错案，发现官吏为非作歹，通过对错案的纠正，对受害之当事人进行救济，进而达到政通人和之目的。 　　（三）越诉 　　即越级申告控诉，越过本司本管官员进行控诉。越诉因严重扰乱司法秩序，历代都严行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