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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写经初析 　　按史学界传统说法，佛教传入中国是在汉哀帝时期，最先译出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也是在汉代完成，之后，译经事业快速发展。为方便佛教传播，在没有任何印刷技术的时代，人们势必会抄写这些佛教经典，以使佛教教义能在社会各阶层得到更为迅速的传播。这一时期经卷的抄写，大抵是由僧人完成，实物现已不可见，相關资料表明，汉代有佛经抄本是可以肯定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问有毁佛灭佛，但佛教仍发展迅速，经生写经与僧人写经成为这一时期写经的主流，抄经渐成为一种职业，保存在敦煌的大量经卷可为佐证。隋唐以降，除经生、高僧写经外，大量的名家写经出现，写经至迟在此时就已分野，一路沿着特定的经生笔法发展，一路则向着书家笔法发展，经生笔法万变不离其宗，而书家写经则按写经主题的不同而表现出千姿百态。元代立国不长，帝王崇佛佞佛，历代不能比拟。特殊背景下，元代写经书法独具特色。本文试从元代官方写经、非官方写经以及元代传世写经三方面着手对元代写经加以探讨。 　　一 　　祥迈《至元辨伪录》卷四载：“太祖则明诏首班。太宗则试经、造寺、雕补藏经。谷与（即贵由）皇帝则令僧息从，恒诵佛经。蒙哥皇帝则供僧书经，高营宝塔。”按，《至元辨伪录》为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僧祥迈奉敕所撰，所见元前代君主仅此四代。四代君主对待佛教已然至此，想见后世君主应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处“蒙哥皇帝供僧书经”可算是元代官方写经的最早记载，蒙哥营建高塔以供僧书经说明，僧人抄经已有专门场所，官方写经规模已经初成。 　　元代官方写经所耗财力至巨。从《元史·本纪》中可看到，元代君主组织写经活动所耗资费的具体数目，如：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壬申朔）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 　　（仁宗延佑二年二月庚午）给书西天字《维摩经》金三千两。 　　（仁宗延佑二年三月癸未）给金九百两、银百五十两书金字《藏经》。 　　（文宗至顺元年春）遣使赉金千五百两、银五百两，诣杭州书佛经。 　　（文宗至顺元年六月庚子）命河南、湖广、江西、甘肃行省诵《藏经》六百五十部，施钞三万锭。 　　此几处大规模的抄经，耗资不等，但都不算少数，最少的是延佑二年（1315）写经，也近千金，以致泰定元年七月庚午“以国用不足，罢书金字《藏经》”。但是，从引文可知，元代的大规模抄经活动并未因国用不足而罢休，至文宗时，动用几省之力的抄经行为依然大规模进行。 　　元代官方写经多用“金书”。官方耗费大量黄金，一般都制成金泥代替墨书写，所以称之为“金书”。据《芥子园画传》介绍：“泥金制法，用手指沾胶，将金箔一一粘入碟内，用二指团团磨拓而成”，泥银的制法大概也如此。用泥金、泥银书写经卷最迟于唐五代时就已有之。元代写经多为泥金书，在《元史·本纪》中多有记载，如： 　　（英宗至治元年三月乙酉）宝集寺金书西番《波若经》成，置大内香殿。 　　（英宗至治三年二月丁亥）敕金书《藏经》二部。 　　（泰定三年二月丙申）敕以金书西番字《藏经》。 　　（文宗天历二年夏四月）诏以泥金畏兀字书《无量寿佛经》千部。 　　（文宗天历二年五月）奎章阁学士院纂修《皇朝经世大典》成，诏以泥金书佛经一藏。 　　（顺帝后至元二年五月）命永明寺写金字经一藏。 　　（顺帝后至元三年十二月丙申），诏写金字《藏经》。 　　从上述几则材料中可看出：其一，除用汉文书佛经外，还有书写西番文字经书，这点与元代刻经相符；其二，书写佛经的种类繁多，以上就有《般若经》《藏经》《无量寿佛经》等；其三，元史中所记写经，均为金书，不见银书，这可能是朝廷给金多而给银少的结果。用泥金写经主要是为表恭敬虔诚之心，同时也显庄重恢弘气度。泥金除用于书写佛经外，也被用于其他庄重场合，如《元史·本纪》中记载： 　　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 　　占城国遣其臣阿南那那里沙等四人，奉金书表及方物来朝贡。 　　饮福位及大小次盥洗爵洗板位各一，皆青质金书。 　　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 　　太平旗，赤质，青火焰脚，金描莲花四，上金书天下太平字。 　　元代官方参与写经的主题多样，多为奉敕。除上文提到诏奎章阁学士书写外，从其他材料中还可以找出一些被诏至京师写经者，这些被诏写经者，有僧人、儒士、为官者，有的还因此得俸、得官或升官，在《元史》中明确记载的有： 　　至元元年二月，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 　　至元庚寅（二十七年），以写经之役，（曾遇）自杭起驿入京。 　　诏孟頫还京师……有旨书金字《藏经》，既成，除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迁泰州尹未上。 　　英宗皇帝诏善书者，赴阙金书大藏经，师（楚石梵琦）在选中，辞叟遂行，既至馆于万宝坊。 　　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写经是元代官方写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