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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空发展角度浅述香港电影本土意识转型 　　摘要：香港电影本土意识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西方英雄主义认同到本土文化认同的生长期；二是香港本土文化面对中华传统文化遭遇表达难题的徘徊期；三是中华传统文化与香港本土文化融合的发展期。目前，香港电影的本土意识已经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两地电影人要把握好文化认同与融合的尺度，使两地文化形成特色。 　　关键词：时空发展；香港电影；本土意识；转型 　　不断地寻求认同，渴望与某种文化心灵相依，是香港电影中本土意识在历史语境中的基本思想。这种基本思想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表现状态。 　　一、香港电影本土意识的生长期 　　在香港被殖民的100多年间，“香港以英国法律治理，同时保留大清律例及乡规民约”。由于长期受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英雄主义文化的影响，香港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被弱化，他们对香港本地甚至祖国都没有强烈的归属感。 　　20世纪60年代，逐渐长大的新一代香港居民，开始对本地有了归属意识。但是也许由于西方英雄主义文化对香港本地文化的强烈影响，香港电影人在这段时期的本土意识表达却是在讲述西方的“英雄主义恋歌”。 　　到了20世纪80年代，香港人的意识彻底觉醒。此时是他们自我本土的文化认同感最为旺盛的时候。如香港作家李碧华所说：“我们这一辈对香港历史的认识近乎零, 但当殖民地走向终结时, 我们忽然感觉到了自己脑袋的空白, 急于追认自己的身份。”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香港人在寻求文化认同的路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他们既不是英国文化的继承者，也不是岭南文化的发扬者。因此，居住在香港的居民只能称自己为香港人。 　　此时的香港本土意识由认同西方英雄主义开始转变至认同本土文化。这种意识伴随着香港人在历史的进程中焦虑、彷徨和迷失。但正是这样的境遇，为许许多多的香港电影人带来了创作文本，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记录着那个时期的家国之心。这一时期香港电影中的本土意识主要通过外在与内在的文化符号来表达。 　　第一，外在的文本背景。首先是“老上海”形象的建构，寻求历史上的存在感。在此时的境遇下，香港需要一个“她者”来定义“自己”，上海无疑成了一个很好的对象：同样的历史使命，同质的文化记忆，同源的电影创作。“仿佛只有旧上海的文化与生存境遇才让他们拥有一种归属感”。如电影中上海外滩、东风饭店、张曼玉上海意象的旗袍、金嗓子周旋的歌声等代表上海的标志性符号。其次是本土社会的构建，对“香港身份”提出疑问。中英谈判期间，那些生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不像上一代有内地情怀，他们忧虑香港的前景，在趋利避害的本能驱使下，选择移民（如讲述移民故事的影片《秋天的童话》等）；而那些没有条件移民的人们，停留在香港这片看不到前景的土地上，内心惶恐不安（如表现香港本土人民生活与精神状态的影片《投奔怒海》《笼民》等）；有的香港民众甚至为了躲避现实，幻想有一批被他们赋予神力的英雄给予他们无上的能量（如英雄类影片《英雄本色》《跛豪》等）。 　　第二，内在的情感符号。首先是“透析心灵”的台词构建。如《东邪西毒》中盲侠临死时冷漠的独白：“血从伤口喷出来的时候像风声一样很好听……”《阿飞正传》中“无脚鸟”的传说:“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这一类呢喃式的台词，把在大时代洪流中迷失的港人一边喟叹人生落寞与命运无常，却一边倔强地在失望中寻找希望的心灵状态解析得十分透彻。其次是独特、复杂的情感体验。如《甜蜜蜜》中女主角漂泊、离港、回归大陆，一波三折的生活反映了港人心中对于大陆既恨又爱的复杂心境。 　　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中传递的意识形态，很好地表达了港人的心理状态，因此被誉为香港电影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开创了香港电影史上如警匪片、武侠片、黑帮片等多样化的类型。直到今天，这些类型影片的叙事方式、拍摄手段等依旧被电影人纷纷效仿。 　　二、香港电影本土意识的徘徊期 　　香港回归以后，由于录像带市场繁荣、台湾收紧对港拍摄资金、东南亚各国日渐封闭的文化政策与亚洲金融风暴等，再加上美国好莱坞影片对香港本土电影市场的冲击，香港本土电影产量急剧下滑。 　　香港人惊喜地发现，亲历过回归之后，一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他们不再寻求自我本土上的文化认同，而是欣喜并大量地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接受内地电影中对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港人们意识的转变，也是香港本土电影票房逐年走低的原因之一。香港本土意识电影找不到本土观众，遭遇市场危机。 　　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香港文化中被殖民文化遮蔽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地文化不断的交流与融合中，开始呈现繁荣景象。香港人逐渐弱化了其对本土的强烈归属感，开始有意识地寻求与内地文化的认同感。作为文化的衍生品，香港电影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