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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多边治理困境及对策剖析 　　摘 要：“治理主体的虚拟性与权力的缺失”、公共物品的非排他属性、“工业化国家”与“后工业化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单一进程的不同阶段”基于对不同偏好而形成的独立效用函数和利益认知所表现出的政策取向、无政府状态下体系结构的逆向奖惩机制共同构成了当今全球气候多边治理陷入困境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公正原则的探讨有助于厘清各方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通过对联系性补偿与动态性补偿原则的研究有助于解决具体责任的分配与共同行动的展开，进而厘清当前全球气候多边治理政治博弈中的中国责任与角色。 　　关键词：全球治理；气候问题；中国；角色 　　作者简介：张丽华，女，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国际政治研究；姜鹏，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从事国际政治研究。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组织中的博弈研究——以气候大会为例”，项目编号：2012B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联合国框架下应对气候问题的利益博弈和我国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3ZZ032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052-08 　　随着全球人口规模的持续增加和化石燃料的大量应用，温室气体过量排放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由此导致的极端天气状况频发与海平面上升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与历史进程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全面理解当前全球气候多边治理中公共产品匮乏困境的根源？如何基于公正的原则来确定各类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如何保障各主权国家切实履行应该承担的治理义务？基于对上面三个问题脉络的探讨，本项研究试图站在价值中立的角度，对全球治理中存在的国家间博弈导致的集体行动逻辑困境进行反思。通过“事实判断”与“价值申诉”的双重路径，观察国际冲突，寻找人类合作，以期建立相关具有可操作性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 　　一、全球气候多边治理困境的原因 　　气候变暖引发的全球治理困境已经成为当代全球多边治理领域中最难以达成共识的一个“奥革阿斯的牛圈”。究其原因可以分为四个既彼此相互关联而又能够独立产生影响的主要变量。第一，源自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治理主体的虚拟性与权力的缺失”。这种缺乏有效凌驾于主权国家权威之上的治理结构使得各个自利的主权单元即使在预见到共同行动可以获益的情况下，仍陷入到“猎鹿博弈”理论所描述的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之中。第二，从博弈目标上看，削减全球温室气体的结果在性质上明显地带有非排他性色彩，在一个非机制化色彩浓重的弱国际社会中，公共产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非歧视性的特点使得其供给一直处于稀缺状态。面对公共产品匮乏的局面，体系难以迅速形成一致的共同应对方案，进而陷入到类似于经济学理论中“市场失灵”的困境。第三，这种现象也反映出当前国际体系中存在的“后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后现代国家”与“现代化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单一进程的不同阶段”基于对不同偏好而形成的独立的效用函数和利益认知所表现出的政策取向的分歧。第四，基于自利假定考量，大多数国家试图将发展的负外部性成本转嫁给体系的同时，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无政府状态下的奖惩机制是：碳排放的零成本或低成本激励主权国家选择具有成本优势的化石燃料作为主要能源，而成本相对高昂的清洁能源则缺乏正向激励所特有的系统性补偿。 　　（一）理性悖论：集体行动逻辑与公共物品供给困境 　　个体理性结果往往导致群体的非理性行为。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在一个由利己主义原则构成的体系中，个体层面的决策往往导致集体利益的受损。即使意识到整个体系中蕴含着共同的利益，往往也不会出现有效的集体应对……这就是我们通常意义指涉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问题。”[1]（P6-7）由于主权国家分别独立进行成本收益的核算，那么“假设行为者和资源的效用函数相互独立而缺乏有效联系，完全竞争假定模型中市场原则调节下的互动结果往往会偏离最优状况，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对各方均有好处的协议不会产生”[1]（P83）。问题不在于行为者（假设理性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自身的弱点或缺陷，而在于集体行动逻辑困境引发的结构性障碍。奥尔森认为：“对于共同命运的关注未必会导致公平的责任分担，甚至不会导致任何形式的合作出现。”[2]（P36，45） 　　全球公共物品匮乏的另一原因在于国际议题一直处于“讨价还价型”而非“问题解决型”。尤其当威胁并不是迫在眉睫的情势下，类似于“智猪博弈”模型中小猪不作为的策略往往对其最为有利。“行为体就像在相互依存的状态下一样担心自己会被集体中的他人所利用而成为博弈游戏中的‘傻瓜’。在无政府条件下尤其如此。面对共同威胁，由于缺乏透明的互信而无法共同抵抗威胁。”[3]（P342）这种现象本身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