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文化视域下东北农村轻喜剧男配角角色塑造的研究.docVIP

黑土文化视域下东北农村轻喜剧男配角角色塑造的研究 　　在东北农村轻喜剧中，男性配角会以观众的审美预期为标准，启用一整套期待视野，建立合适的“性角色”。“性角色”扮演受剧作故事发生年代与社会环境制约。男性角色在影视剧中男性气质的展现，由角色的生活方式决定。角色规范受地域文化限制，黑土文化赋予东北农村轻喜剧男性配角独特的“性角色”和男性气质，依据生物决定论，形成变化特征，打上演员独特的个性特征。东北文化作为一种想象共同体的建构模型，依靠演员表演形成角色创造的动态过程来实现。东北人性格中英武豪迈、幽默风趣的优点，与封闭式地域文化里狭隘自私、胡搅蛮缠的特点并置。东北文化和乡村文化裹挟形成了黑土文化滋养下之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1]东北人民特殊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人格体现了东北文化的特殊性，而地域文化人格和文化底蕴则通过东北演员的角色创造体现出来。本文从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和本尼迪克特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出发，研究东北地域文化造就的农村轻喜剧男配角的角色创造方式与呈现特征。 　　一、 男性气质想象共同体建构的类型 　　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大系统中以不同地理区域为界限的地方文化类型。即在一定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或者行政区划内，经过漫长历史发展过程形成的具有某些共同文化要素特征的文化类型。[2]东北是大粮仓，农业占据统治地位的思维观念影响着人民的生产和作息。千百年来，黑土文化滋养下东北人民文化品格中“闯”和“守”的对立统一贯穿始终。“本土文化、中原文化、殖民地文化和当代体制文化四大不同层面的文化构成了东北文化历史源流构成的复杂性和独特性。”[3]所以，东北农村轻喜剧中角色之间的矛盾可以从表层的生活、工作和婚姻的重重矛盾，归结为深层的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思维与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思维之间的矛盾，即体制内就业的“守”与自主创业的“闯”的矛盾。 　　“男性气质作为知识的一种客体?是指两性关系中的男性气质。”[4]两性与同性之间互动产生性别政治进而表露的动态权力关系，是男性气质生发的场域。男性气质是变化的，受政治因素、经济地位、社会环境和组织机构的深刻影响，在一定社会关系、两性关系、与时代互动中建构。R.W.康奈尔认为男性气质主要有四种类型，支配型（hegemony）、从属性型（subordination）、共谋型（complicity）和边缘型（marginalization）。其中，具共谋型男性气质的男人与男权制是共谋关系。“某些人一方面谋取权力的利益，一方面又避开男权制推行者所经历的风险，这类人的气质就是共谋型男性气质。”[5]当代东北农村轻喜剧男配角男性气质里官本位意识的“共谋型”非常突出，欲从占有支配地位的支配型男性角色手中获取权力和地位，实现从“共谋型”向“支配型”男性气质的身份转变。共谋型男性气质主导下的男性配角攫取利益，反对青年人的职业选择和婚姻自由。《乡村爱情》男配角对所谓显赫社会身份的争夺、自己同理想化女性的婚恋，均是实现“共谋型”晋升至“支配型”男性气质如影随形的权力、欲望的纷争和独白。《刘老根》中药匣子前倨后恭的变脸行为，充分显现了“共谋型”男性气质面对不同社会地位角色时的气场转化。 　　支配型男性气质“是在一定的性别模式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的男性气质”，出现在时代和地域文化产生的社会结构之中，“不是一个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一样的固定的性格类型，而是在一定的性别模式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的男性气质，但是地位总是会竞争变化的”。[6]《乡村爱情》中官员齐三太与商人王大拿不是依靠肌肉型硬汉的蛮力对垒，不是作为干瘪符号实现意识形态的训导和渗透，而是依靠权力和资本的博弈，在权利关系动态化移动中，向着实现角色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属性而努力。较之西方社会不同，中国农村文化道德里，纵使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比较高的年轻人，也会因孝悌观念在家中呈现出从属型男性气质类型。而家长制又实现了中年配角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从属型到共谋型男性气质的转变。男同性恋与具有女性气质的异性恋男性被分属于“从属型”男性气质，“他们被冠以一系列丰富的贬义词：‘王八、女人腔、胆小鬼……’”[7]小沈阳饰演的王天来角色身份是受人尊敬的医生，但他性格特征中的女性化“软糯”造成主导性男性气质的欠缺，招致剧作中人物冲突的各色事件。 　　二、 男性气质群像式的角色创造 　　赵本山团队演员本色出演自己的生活，没有超出本人的理性认知，体验生活和角色化妆均不会在角色塑造方面改变农民身份。演员群体个人的农村生活经验加入特定角色的性格化特征搬上荧幕，令角色鲜明生动，是演员“深入挖掘到乡村生活真正的厚重感底蕴和农民人物的灵魂质感”[8]后，又富有生活化的角色创造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