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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语用：促进母语教育范式的蜕变-中学语文论文 积极语用：促进母语教育范式的蜕变 ■ 潘 涌 雷云巧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提速，以语言为载体的多元文化之深度博弈已经不可回避。国外学界已经提出了以充满活力的新概念“核心英语（Nuclear English）”作为全球多元文化博弈的核心竞争力。这种挑战和契机并存的全球化逻辑，必然推动中国母语教育范式发生一次历史性的重大改变。积极语用教育的新思维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发展的趋势。 一、教育哲学的革命：从类主体到个人主体 “范式”（paradigm）这一特定概念，为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S·Kuhn)于20世纪60年代所创。库恩赋予了“范式”这个词科学哲学的新含义：“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向研究者共同体提供的典范性问题及解决方法的普遍公认的科学业绩。”①库恩否认了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积累式发展这个旧命题，确立了科学理论的进步是通过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新旧范式之间的转换而来实现的这个颇有创意的革命性科学观；换言之，库恩认为科学理论新旧范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两者不可沟通、交流的断裂，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共同准则（即具有不可通约性）。库恩“范式论”不仅给予了连续积累的旧科学进步观以致命打击，而且给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启发。后来，作为哲学用语的“范式”演化为某个时代被人们公认的、某个专业领域内的范例或体系。观照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所发生的具有实质内容的革命性变化，当是显著对立的新旧范式之间的划时代变革。母语教育领域内亦复如是。真正具有深度和创意的语言教育变革，往往就是新旧语用教育范式之间的革命性转换，包括上位的哲学观和下位的实践观。 实践哲学首先高度强调的是：人作为实践主体而在精神与物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批判和创造品格——而语用实践正是人类最基本、有别于一般生物系统的实践形式，是人之为人的所有其它实践活动的必需载体和必然延伸；因而，通过语用实践能够最鲜明、最直接地展示人所特有的独立批判和自由创造精神；进而言之，语用实践是主体人赋予自然性时间以人格化特质的一种社会历史的本质存在。而且，在实践哲学中，“实践主体”首先是指具体、独特、流溢感性活力的社会化生命个体，是指充满了能动、变革和创新精神的单数智慧人②。换言之，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实践主体，不是一种机械、刻板、符号化的“类主体”，必然由实践活动本身而具化为一种可感的、现实的“个人主体”，一种洋溢着生命情思、脉动着智慧心率的“个人主体”——自然、真实、具体、独特的价值存在，不能、也难以为他者所替代或重复的、源于自然而超越自然的积极的社会存在。这个语用实践中的独特的个人主体，就应该是英语语用哲学中的单数第一人称“I”：无论句首、句中还是句尾，“I”总是毫无例外地大写——这顶天立地的单数“人”啊，总是在阳光下昂然地凝眸沉思、在大地上坚毅地蹒跚而行。每一个作为个人主体的智慧之“我”，通过以语用行为为表征和载体的基本实践活动来显现出存在的必然与生命的本质。能动的实践主体→具体的个人主体：这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在教育哲学中的逻辑演绎。 由此推论，在教育实践中，个人主体同样是以一种具体的、充满感性活力的形式而存在，即独具先天自然基因和后天文化习性的每个学习者，以“我思我言”的方式布满课程空间、填充教学空白——而且，正是在这种教育实践中，正是这种“我思我言”的学习方式深刻持续地凸显着、强化着每个学习者的先天自然基因和后天文化习性，颇具自我效能感地开发着每个生命主体的潜智潜能和别材别趣。个人主体→我思我言→凸显表达个性：这是基于实践论的教育哲学在母语教育领域内的一种逻辑演绎。 二、母语教育的观念改变：从公共接受到主体表达 如上两个简明的推论，意在为撬转中国母语教育的哲学支点而探求基本的理论思路。长期以来，在前苏联凯洛夫教育思想和极“左”政治意识形态思潮的负面影响下，在封建专制主义教育传统的遗风熏染下，中国教育不幸形成了同质思维、公共表达的指令性课程范式。它以全预制、全垄断和全封闭为主要形态特征，从课程目标的预制到课程内容的设定和实施直至课程终端的考试，整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处于严格的监控之中，缺失教育活动本应有的宽松、自由、和谐的精神氛围。反映在母语教育中，学生的视野被局限在统编的狭隘公共课本选文内，其母语语用能力的训练则拘囿在对既定“字词句篇、语修逻文”这八字宪法的全盘承纳中——久之，必然铸成“公共接受”的教学范式。表现在课程形态上，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即阅读教学、口语交际教学、写作教学，被窄化为、浅化为“阅读教学中心论”，从理论界到教学一线都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种“共识”：母语教育就是围绕“阅读”这个主轴而展开的，学习者就是从文本中复制或变相复制其中的思想和语言；一线教学甚至走到了如此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