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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学语文纪实文学的美学风貌-中学语文论文 语言：中学语文纪实文学的美学风貌 毕光明 语言是文学创造之旅的最后一站。对纪实文学来说，从选择题材、提炼主题、设计结构方式，到以叙述和描写呈现在作家的头脑里已十分真切的世界，这时候，语言就被推到了前台，它是意识中的世界图像返回它的本源，走向读者的不可逾越的一道屏幕。它挡住了作家通向读者心灵的道路，它又帮助作家呈现他内心生活不平静的不可按捺的一幕。语言，仿佛到了具体写作时，它又显得重要起来，格外地富有质感，充满生机，驯顺而又诡谲。它处处给作家以便利，任其驱遣，却又不时地躲藏得无影无踪，任你搜肠刮肚也捉不住一字半句。写作成了与语言的嬉戏、默契与追逐。语言成了写作活动的真正的劳绩，它使作家表达思想、创造形象、评价生活成为不会落空的可能。其实作家一开始就在运用语言，从第一个形象印入脑际，或是第一缕感情在胸中涌起，引起他的创作冲动，他就在同语言打交道；对于他的每一刻思维活动，语言都寸步不离。然而直到写作开始，语言才披上文字、声音、词语的外衣，引起作家格外的注目、重视，作家把他的感受、印象、思想和感情，对生活的见解、内心隐秘、审美趣味乃至个人性格、气质，都统统交给了它。语言从而不只是折射出生活的客观形态及某些本质方面，它首先呈现出作品的美学风貌。 然而，纪实文学为其体性所规定，对生活真实、反映的客观性，对现实性、史料性乃至某种程度上的新闻性的注重或耦合，它的写作不可能像纯文学那样，可以走主观表现的极端，而要受社会意识形态、现实任务和创作意图、读者面等方面的约制，因此，它的语言运用因各别的应急功能抑或主体素质的差异，对叙述语体有差别较大的选择，而在语体意识上亦有强弱、自觉与不自觉之分。作家对语言的美学态度，首先说明语言自身有巨大的弹性。文学语言只是弹性的两极之间最富于张力的一段。 对此，在20世纪的西方人文科学“语言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文艺理论，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文学语言的功能质，在同其他语体的区分中得以明确。从本质上说，“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制造出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式。”[1]语言作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它以符号建立人同世界的关系，又归为三种范式，即日常生活语言、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它们各有其功能、作用对象和价值。日常语言的功能是传达，科学语言的功能是认识，而文学语言则是诗化功能大于认知功能。瑞恰慈就对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作了区分，指出科学语言是“真陈述”，用于指物、传达客观，而文学语言是“伪陈述”；科学语言要求读者认识和理解，载负着理性信息，而文学语言则旨在唤起读者的审美联想和升华，载负着的是情感信息；科学语言具有“参证价值”，语言本身无独立性，而文学语言无“参证价值”，但具有审美价值，符号本身的音韵、节奏、组合方式等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以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比较，担负传达功能的日常语言，其符号化是稳定的，而文学语言常以表达功能为主。可见，文学语言同非文学语言最重要的区别是一为表现性，一为工具性。 作为表现的文学语言，是高度性格化的。最富动态感的是对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的有意偏离，用罗曼·雅各布逊的话说，就是“对于普通言语的系统歪曲”。俄国形式主义者富有启发性地研究出了文学语言的特性，有如伊格尔顿转述的： 文学语言的特殊之处，即它有别于其他话语的东西是，它以各种方法使普通语言“变形”。在文学手段的压力下，普通语言被强化、凝聚、扭曲、缩短、拉长、颠倒。这是受到“陌生化”的语言；由于这种疏离，日常世界也突然陌生化了。在日常语言的俗套中，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和反映变得陈腐、迟钝，或者——如形式主义者所说——被“自动化”了。文学则迫使我们对语言产生强烈的意识，从而更新那些习惯反应，而使对象更加“可感”。由于我们必须更努力更自觉地对付语言，这个语言所包容的世界也被生动地更新了。[2] 从中可以看出文学语言确证文学本质、生长文学性的手段及其效果：“文学话语疏离或异化普通言语；然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占有经验”。[3] 文学语言从日常用语或科学语言中分离出来，它就成了一种非实用的“指涉自我的语言”，“谈论自我的语言”，也就获得了如雅各布逊所说的“具有自觉的内在关系”的“诗性功能”，它“提高符号的可感性”，[4]吸引人注意符号的物质性，使人不把它仅仅作为交际的筹码来使用。它是一种“能动的语言构造”（特尼亚诺夫），是“自主的符号”（穆卡洛夫斯基）。 语言的表现性，并非是所有文学作品的特征，而毋宁说是纯文学，主要是抒情文学的特征。语言挣脱传达工具的地位，如同动作之于舞蹈一样，本身就是目的，这一语言态度不过是文学态度的外露而已。然而这里的语言又确确实实是一种有特殊功能的本体显现。这是一种更富于精神性的，在人类的生存活动中有着更高价值的文学，它不是告诉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