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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藩镇问题总结 　　摘 要：学界对于藩镇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点：“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藩镇与中央朝廷的关系演变、藩镇的建制与道、州、县的关系、节度使和观察使的职能考察、藩镇武将与军事制度、藩镇内部官制、宦官监军使等等；藩镇的起源、结构、性质，藩镇内部节度使、观察使、（都知）兵马使、都虞候、押衙的权力大小以及各职能差异，藩镇与道的关系、与其所管的州县的叠加情况，藩镇权力维持运作情况、藩镇内部动乱问题等等。细细回顾唐朝历史，自贞观以来是道州县三级制并行，道的性质是监察，类似于汉武帝设立的十三个刺史监察区域；而最基本的还是州县二级，是较为稳定的行政单位。直到中宗景云年间，中央派出节度使巡行西北边地，类似的使职不断涌现，以节度使、观察使为甚，并在要塞地方置军镇，始为藩镇之肇始。藩镇的出现改变了唐王朝的政治格局，它们成为了地方上重要的势力，尤以河朔为典型，与朝廷激烈抗衡，直至宪宗时得以摆平。本文回顾新中国以来对唐代藩镇的地位、性质及其内部结构认识和理解上的几个重要突破。 　　关键词：藩镇；建制；割据；认识 　　一.藩镇割据性质的传统认识 　　藩镇，亦称“方镇”；据王寿南的观点，言“藩镇”者多指向政治性质，言“方镇”更多于地理区域层面。①在人们眼里，藩镇大多是以“负面”的角色和性质出现，长期把它看做是与中央朝廷对抗及破坏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割据势力。新中国最早地系统关注藩镇问题的是韩国磐先生，他认为玄宗时期募兵制的实施改变了以往轮番戍卫的机制，招募来的“健儿”成为常备力量驻扎边镇，使得将领有专权之可能；中宗景云年间授予大都督节度使则被看成是藩镇出现的直接源头，后由于北地边事连年吃紧，致使沿边各镇均设节度使，为了应付紧张的军情，节度使权力日益加重，往往身兼数职。在他看来，中晚唐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势头迅猛，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因此藩镇将领盘踞一方是为了维护其大地主庄园经济。韩国磐先生把藩镇割据形势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宗宪宗两朝，从“四镇之乱”到“元和中兴”河朔暂告安定；第二阶段乃是穆宗时期，由于由朝廷新任的节度使张弘靖胡乱改革，促使河朔再起波澜；第三阶段则是黄巢起义背景下的晚唐帷幕。韩先生较好地分析了藩镇割据的缘由和条件以及形式，但由于过分集中于河朔地区，致使中晚唐的藩镇情况无法得以总览，诸多说法被后来的学者推翻。 　　傅玟的观点也与韩国磐极为类似，在他的论文《论唐代藩镇割据形成的原因》中把藩镇看成是唐政府中央集权之普遍衰落、府兵制破坏、大地主庄园经济产生的产物；不过他对庄园制经济发展作为藩镇割据的基础开始质疑，强调产生在商品袒济自抬自足的情况之下土地所有权不稳固、土地超营也不集中，与社会联系非常密切，所以它不能成为封建割据的担济兹础。②袁英光在《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几个问题》③中重申了均田制、府兵制破坏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使得中央集权失去支持力量，从而给地方节度使以割据之便利；他同时把藩镇割据长期存在于唐后期最大限度地归咎于中央政府决策之失误。 　　二.藩镇性质的再认识――“割据性”遭受质疑 　　上世纪80年代，史学研究成果大量涌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全面反思，并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开展更多的课题。藩镇问题也在诸多学者的努力下，新问题不断涌现不断得以阐发。以往我们把藩镇的出现归咎于中央集权衰弱、皇帝姑息纵容，然而这类论调已经在众多学者面前不攻自破。程志先生对藩镇本质进行了新的理解，他强调藩镇林立的局面出现不能说明中央集权之衰弱，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是加强的表现。指出藩镇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为朝廷执行着监察、军事、戍边和恢复国家秩序职能。④ 　　更引人瞩目的是杨志玖先生的高徒张国刚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成的《唐代藩镇研究》⑤可视为划时代的藩镇研究力作，全书采众前辈之长，把藩镇起源、性质、内部结构、动乱特点等问题一一交代清楚，后世的藩镇问题基本话语范式由此奠定。首先，于藩镇之起源问题，研究中着重考察中晚唐特别是肃宗、代宗时期中原军事政治、边疆边防形势变化对藩镇建制的影响，旨在强调唐中叶以来的藩镇林立并非君主姑息所致，而是客观的政局条件催生的；进而进一步考察各个藩镇存在的特点以及所发挥的作用，这样既可以揭示中晚唐藩镇的真实面貌，更可以给藩镇予以全面客观的定性。张先生不赞同把“藩镇”与“割据”画上等号，认为割据绝不是藩镇存在的形式和性质；他本人最大的贡献在于破除了以往人们对于藩镇的刻板印象――割据，因为多数读者不假思索地把藩镇与割据联系在一起，认为藩镇的存在就是一种割据势力，它的存在就是与中央政府进行对抗。尽管藩镇是地方上拥有较大权力的建制，也确实存在着割据一方与朝中分庭抗礼的藩镇，然而有唐一代绝非所有的藩镇皆如此般，为此，张先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具有较强独立倾向的仅仅是河朔地区的跋扈军镇，多为安史余孽盘踞，割据性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