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兴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选择———以公民食物权为进路.docVIP

一、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气候变化法律进路及其反思 按照《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1条的定义，气候变化是指除 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 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 与自然原因所弓I起的气候变化区分开来。气候变化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造成的 负面影响是截然不同的。面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适应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普 遍是发展中国家。客观而言，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路径 也存在较大差别。工业发达国家通常具备充足的财政实力，能够开发新的绿色环 保能源，更多从微观层面控制本国境内居民的温室气体排放，注重提高民用建筑 物、家用电器、家庭用小轿车和运货卡车的能源效率，增加违法成本，并且通过 环境行政诉讼和公共滋扰之诉(Public Nuisance Case)来推动气候变化应对法 律路径的延伸与拓展 发展中国家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威胁则普遍存在能力建设不足的困难，普通 公众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意识亦有待提升。当然，有些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努力 尝试通过法律路径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可以合理预期的是，法律路径必将成为 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首要选择，但当下西方发达国家主导 下的气候变化应对的法律进路已然存在着若干缺陷。首先，西方国家主导的气候 变化应对的法律秩序存在严重的利己倾向，权利义务的配置程序无法充分表达发 展中国家的意愿。国际社会是一个由众多利益取向趋异的民族国家组成的集合 体。气候变化应对的多边法律路径本身带有国际道德底线和强制执行的双重功 能。目前有相当部分的发达国家对于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应对法律机制，尤其是 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案，存在着严重的观望和抵触情绪 这正是导致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变化应对的多边法律机制的进程止步 不前，甚至有所倒退的真实原因。如2012年气候变化大会之后，日本等部分工 业发达国家公然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从而游离于多边气候变化 应对的法律框架之外。这无疑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法律路径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 影响。其次，区域或次区域的气候变化应对的法律路径也难以成为绝对可靠的制 度安排。如欧盟（EU）率先实施世界上第一个碳排放交易制度（以下简称 ETS）。它以许可排放量〃 （EmissionsAllowance）作为通用的结算单位，也 即：一个单位的许可排放量赋予许可证持有者相当于一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权。然 而，ETS并未覆盖所有能源消耗集中的部门（如交通部门排除在外），也未包含 所有种类的温室气体。ETS分为三个交易期间，自2005年起至2020年止。 其中，第二期间的减排效果经过评估发现不太理想，未能达到《京都议定书》规 定的减排目标。至于第三期间的效果，尚不明确。 、新兴发展中国家基于食物权的气候变化法律进路的重构 世界上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普遍人口密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以化石燃 料为主要能源，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较大。但当下要求这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工 业国家按照气候变化多边公约的规定，承担相同的减排任务，追求实现相同的减 排目标，这显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之重，也有悖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和《京都议定书》所肯认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印 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不太愿意单纯选择气候变化应对的多边法律路径， 接受《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多边环境公约的约束；另一方面 迫于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的压力，又不得不做出参与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的姿态 于是乎，印度、巴西对传统的气候变化应对的法律路径进行了反思与重构 （一）印度食物权公益诉讼 所谓食物权公益诉讼，是指普通公民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以政府为被告并请 求法院判令政府积极履行保障食物权的国家义务为目的的诉讼，旨在借助法院判 决的强制执行力有效地推动并建构基于食物权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保障食物权 是印度于1979年加入的《经社文人权公约》中食物权条款的基本要求。印度政 府未就食物权条款发表樹可特别声明或作出保留，而全盘接受该公约对食物权设 定的法定义务。一般而言，国际条约在成员国内并非自动执行的，需要经过国内 法律程序始可产生国内法效力，方可为国内法院适用。因此，公约在印度国内法 上的地位应当予以明确。事实上，印度像许多国家一样也认为该公约表达的纯粹 是一些期许和愿望，并无多大的法律约束力。于是，印度公民希望以食物权公益 诉讼为基础，利用公约规定的权利作为杠杆，并敦促印度政府将来签订有约束力 的气候变化国际协定的设想遭遇挫折。透过印度发表的《经社文人权公约》 履约报告，我们完全可以清楚地解读印度对待该公约的态度。为遵守《经社文人 权公约》第11条和经社文权利委员会一般性评论的要求，2007年印度履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