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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婚姻中陪门财现象原因剖析
唐初婚姻中陪门财现象原因剖析
摘要:唐代前期,承袭魏晋之遗风,婚姻观念重门第、尚姻亲。财婚中“陪门财”现象源流可追溯至魏晋。随着“门第”、“豪门望族”集团的崩溃,山东旧士族与新兴官僚贵族通婚,收取高额“陪门财”的做法,在社会蔓延开来,两大群体的互动与社会遗风共同作用,推动了“陪门财”在唐初形成社会风尚。
关键词:唐初;婚姻;陪门财;门第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时期,依据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观点“从唐末至北宋之交是中世向近世的转折点”,[1]变革涉及诸多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而婚姻作为社会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受此变革的影响,这种变化体现在婚姻观念中可见一二。陈寅恪先生认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如此。”[2]因此,本文将视角放在唐代变革这一大背景下的初唐,对承袭南北朝阶段婚姻中的“陪门财”现象进行研究,探寻其源流及“陪门财”在唐初旧士族与新兴官僚贵族的社会互动中,是如何形成社会风尚的。
一、“陪门财”源流
“陪门财”一词在《唐会要》卷八十三《嫁娶》中“自今以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以上之家,不得过捐三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和《资治通鉴》卷二百中高宗于显庆四年下诏:“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都有记载,这两条史料都反映了高宗时期曾下诏明确禁止陪门财,既能下诏指出,就说明高宗时期,当朝显贵与旧士族通婚中“陪门财”已相当常见,或已形成社会风尚及潜规则,才需政府发文禁止。但这一现象并非唐初才有,源流要追溯于士族门阀制度繁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此时期,门第等级森严,高门望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都处于金字塔尖的统治地位,士卿士禄使各士族为保证血统的纯正,严格遵守“士庶不得通婚”的准则。但同等级的士族在族内进行世代通婚,不可避免族内近亲、临近血缘的人相互结合,可能导致族群整体素质的下降。
在动荡时代 “自桓玄以来,驱蹙残毁,乃至男不被养,女无对匹”。[3]这一特殊背景下,传统士族与庶族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北各地庶族寒门中都出现了一批富甲一方之人,经济实力的巨变、士族自身门第的衰落及士族中的小部分世家受趋利心理的诱导,开始尝试与庶族通婚,通过“卖女”这一经济行为,大索婚财。这种做法,一是为财,二是利用钱财弥补“门第”和“身份”的损失,从社会心态上对自身门第衰落的否定,通过高额婚财求得安慰和平衡。
史书中这类士庶通婚的例子并不少见,北齐渤海高门封述,为其次子娶范阳卢氏,卢氏大索彩礼,甚至到“送骡及嫌脚跛,评田则云咸薄,铜器又嫌古废”的地步。[4]南朝富阳富家满漳之下钱五万以为聘礼,娶东海士族王源之女。在当时,还因此受到官员非议与弹劾,“闻之前典,岂有六卿之胄,纳女于管库之人?[5]
正如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魏、齐之时,婚嫁多以钱币相尚,盖其始高门与卑族为婚,利其所有财贿纷遗,其后遂成风俗,凡婚嫁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括不怪也。”[6]“遂成风俗”说明这种行为在当时已有一定数量,但与反对的声音相比,并没有在社会上真正掀起一股士庶通婚的浪潮,各阶层的声讨之声此起彼伏。社会普遍的非议如邓之诚所讲:“士庶界限既严,以致不通婚姻。偶有歧异者,往往为清议所不许。”此外还有来自统治集团的声讨,北魏文成帝在和平四年十二月颁诏:“夫婚姻者,人道之始……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姻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巨细同贯,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7]其后,甚至从法律上禁止这一现象。这些都表明在当时等级门阀制度森严的情况下,财力雄厚的新兴庶族并没有在社会上掌握话语权,舆论仍受高门士族控制。其中小部分衰落士族,从自身现实角度出发,愿放弃本身所持有的门第等级和高冷姿态,自贬身份,打破士庶的界限。与庶族因“陪门财”而走到一起的婚姻是不被社会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更不可能真正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二、唐初形成社会风尚原因
“山东之人质,故……关中之人雄,故尚”。[8]经过隋到唐,两次朝代更替,以李唐为首“尚冠冕”的关陇新贵族的政治势力在不断增长,且控制了政治话语权。而山东注重门第“尚婚娅”的旧士族在政权更迭中,丧失了原有的政治地位。但整个社会沿袭着魏晋所流传下来的浓厚的“崇尚阀阅”的社会心理,“尚姓”为唐初婚姻观念打下深深的烙印,“尚官”和“尚姓”之间的互动主要体现在“陪门财”上。
唐初,承袭之中陪门财也在发生改变,收取陪门财的对象已逐渐演变为两类,一类是沿袭魏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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