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务员惩戒制度(1927――1937).docVIP

浅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务员惩戒制度(1927__1937) 中文 通过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惩戒机构惩戒对象、 控诉机构、惩戒审议程序及原则和惩戒处分情况，得 出惩戒机构在推动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现代化的建设、 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稳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其在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 见的，并不足以完全防止贪婪腐败的发生，最终未能 挽救国民政府走向灭亡。 关键词：国民政府；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公务员;惩 戒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惩戒机构设立的 法律依据 早在1906年，孙中山就提出“将来中华民国的宪 法是要创立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五权各 自独立，分别由整个国家的专门机构行使，互相监督， 相互牵制，就可以防止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已出现的 弊端。孙中山认为，孟德斯鸠的行政、立法、司法三 权分立学说，经过美法等国一百多年的实践检验，证 明至少已出现两大弊端：一是选举和委任中的营私舞 弊，以致造成“政治腐败散漫”；一是滥用监督弹劾之 权，形成“议院专制”，“生出无数弊病”。孙中山在孟 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这一西方民主政治奉行的 普遍准则基础上，提出了 “五权宪法”的构想，即立 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立的立宪主张。 他认为应该把考试从行政中分出，监察从立法中分出， 开始形成“五权分立”的国家体制。［1］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惩戒机构的组织 中华民国惩戒制度的演变，是与监察制度的发展 相协调的，就中华民国时期的惩戒制度而言，其惩戒 权均独立于刑罚之外。其惩戒机构虽形式多样并时有 变化，但均自成系统，较为完善。特别是在不同时期 惩戒处分的规定方面，基本趋于一致。 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前的惩戒机构，因为是依照 被弹劾人的官等、官职的不同而设立，因而机构名目 繁多、支离破碎，形式多样并且性质各不相同。主要 有： 中央党部监察委员会、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 会、司法院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各省市地方公务 员惩戒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军事长官惩戒委员会和军 政部及海军部。［2］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如此多的惩戒机 构，目的不外乎为了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国民党政权的 统治。中央党部监察委员会、军事长官惩戒委员会和 政务官惩戒委员会掌管对高级官吏的惩戒事务，而国 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均由蒋介石领导， 由蒋介石掌握对高官大吏的实际惩戒权，而分设六个 惩戒机构，其合理性主要在于使惩戒机构之间相互掣 肘，避免专权和揽权。在惩戒机构的实际运作中，由 于不同的惩戒机构根据不同的惩戒对象，均有各自的 惩戒法规和规章，所以造成了对同类型的违法失职行 为给予的惩戒处分有轻有重，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公务 人员的不满，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行政上的混乱，使 得惩戒机构最终往往都以从轻处罚，来达到各方面的 平衡。又由于惩戒机构的人员都是由国民政府人员兼 任，造成行政机构的官吏惩戒同一机构的其它官吏， 使惩戒无法发挥出它原有的作用。如1933年2月，监 察委员刘莪青向国民政府提出质询:“依据本院最新统 计，惩戒案与弹劾案之比例，成为十与百之相差。而 各案中弹劾政务官之案，积至二十余起尚未明定惩戒 处分。以致时论秤击，竟谓检察机关等于虚设。” [3] 各省市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委员，则完全采用兼 职的方法，其委员半数为高等法院的庭长及推事，其 余则以荐任职行政官派任，司法官本身的司法事务非 常忙碌，积案累累，哪有闲暇时间再去办理一省官吏 的惩戒案件。况且，由行政官员参与地方公务员的惩 戒必然因利益关系等因素，造成官官相护的状况，使 惩戒案件敷衍了结。同时，直属于司法院的惩戒委员 会，实际上完全由地方司法和行政机关领导，这势必 造成惩戒权分散，为地方行政、司法官所把持，必然 导致放任自流。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惩戒机构的惩戒 程序和惩戒处分 中华民国各时期，在惩戒的程序上基本实现了制 度化，对惩戒程序步骤、方法和内容，均详实地以法 规形式加以确定，并实行“先刑后惩”原则和惩戒回 避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其惩戒机构的惩戒程序的特 点主要有两点：第一，惩戒机构虽然众多，但其惩戒 程序，由于都是按照《公务员惩戒法》来实施的，因 此基本上是统一的;第二，惩戒机构的司法化程序较强 因而，其惩戒程序也类似于司法上的审判程序。其程 序分为：移送、调查、申辩、停职、回避和议决。惩 戒处分的等级，基本上可分为：一、免职;二、降级； 三、休职;四、减俸;五、记过;六、申诫六等。 （四）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惩戒机构的评价 南京国民政府惩戒机构的设置有利于南京国民政 府司法体制的完善，对于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和社 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惩戒机构的惩戒实践的确能够对官 员起到威慑作用，有利于公务员规范自己的行为，洁 身自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