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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及风险性剖析 　　【摘 要】 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险法》的亮点，对其法律性质及法理基础的分析，可以明确该制度的产生是社会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就我国目前社会情况而言，实施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存在着制度设计风险、不当得利风险及基金安全风险等问题，前途令人担忧。 　　【关键词】 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法律性质；法理基础；风险分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法的立法进程明显加快，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社会法的相关制度和价值理念不断完善。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参与及享有社会保险的权利、保护社会保险关系，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一、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的法律性质 　　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是指社会保险基金为了保护公民应得权益，在第三人不支付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前提下，先行代为垫付医疗费用的相关制度。医疗费用不足部分，由医疗保险基金按照国家规定支付。 　　学界关于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的性质分析存在垫付性先行支付[1]和保险性先行支付[2]的不同观点。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类似于代位求偿制度。在民法上的先行支付和代位求偿是基于保证理论，保险法上的代位求偿是基于保险理论。社会保险法上的先行支付制度是否属于其中一种，与二者有何区别，值得思考。 　　1、民法上保证理论 　　所谓保证，是指主债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保证人）与主债权人约定，当主债权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担保方式。此种担保方式具有补充性或连带性，但是保证合同本身具有独立性，保证人与债权人的保证协议依然以合意为基础，保证的范围、方式等仍需保证人和债权人的约定。 　　保证理论与先行支付在外观上有所类似，但实质仍有较大区别。保证中的法律关系被认定为普通债权债务关系，民法损益相抵、自治平等的私法精神决定了保证责任的支付和追偿都源自于意思自治的保证协议。而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法律关系是社会保险给付关系，基于法律明文规定，更多的体现的是社会救济性质，没有协议或者利益作为救济基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第三人之间更不存在保证责任。可知，在民法中不能寻找到理论归属。 　　2、保险法中的代位理论 　　商业保险理论主要是指基于保险关系，保险人有先行赔付的义务，其意义在于保障赔付的及时性。保险人赔付被保险人后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保险法》明确规定，代位求偿权只适用于财产范围，不涉及人身保险。代位权理论发端于《保险法》中一项传统原则――损失填补原则，该原则价值功能在于使保险人通过补偿机制将被保险的财产损失恢复到受损害之前的价值状态。 　　《保险法》上的代位理论不同于医疗保险的先行支付制度，主要有以下区别：首先，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对象是范围确定的财产，医疗保险的先行支付制度保护的客体属于人身范畴；其次，二者立法精神存在差异，《保险法》立法遵守被保险人的损失填补原则，医疗保险的先行支付更侧重于社会救济，目的不在于恢复标的物的最初状态。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医疗保险的先行支付既不同于民法之保证，又不同于保险法之代位，宜认定为垫付性支付，相关机构的追偿是与垫付匹配的追索措施。先行支付不以利益为基础，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垫付性支付，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债权债务关系，追偿是保障因先行支付带来的债权债务实现的权利，追偿的权限在先行支付的费用和履行先行支付所产生的费用之内，参保人获得先行支付后仍可向第三人追偿医疗费用，此代位权不是绝对的权利转移。这种支付规则实现的功能更侧重救济，更多体现的是国家干预的性质，体现社会共济的目的。 　　二、设立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的法理基础――以侵权法和社会法的关系为视角 　　《侵权责任法》作为私法的一部分，其制度功能的考量必须置于宏观的法律体系之中。我国多数学者采多功能说。张新宝教授认为侵权责任法更强调其补偿性，弱化其惩罚性。[3]在传统的侵权法中，侵权法的主要功能只是限于实现对财产和人身的必要保护，只需要行为人“自担其责”。随着产业化、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使得现代文明迅速进入“风险社会”，个人亲自承担责任和风险的能力相应被削弱。《侵权责任法》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是在解决过程中，也在不断输出一些侵权法自身难以消化的社会问题。传统的侵权责任法积极致力于风险社会中实现受害人权利保障，但是在现实解决问题时却“徒法不足以自行”。随之社会关系的复杂，侵权法一方面着眼于受害者权益的保护，一方面注重社会利益的平衡，增强对受害人救济的同时，亦对个人自由加以必要干预，以此实现社会关系的平衡。[4]损害补偿制度应随社会经济发展创设更合理的解决机制，使侵权责任法和其他法律联动，有效解决损害赔偿问题，更公平、合理解决受害人损害赔偿纠纷。 　　从风险社会的理论中，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