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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 　　摘要: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使得商业银行越来越关心不良贷款问题。我国长期以来积累的不良贷款主要是由于旧有体制造成。除此之外,政府、银行和企业作为利益相关者也对不良贷款的形成负有一定责任。随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不良贷款呈现出新的特色。本文尝试将不良贷款的形成解释为维护经济有序运行和稳定发展的成本。 　　关键词:不良贷款 商业银行 成本论 　　 　　随着现代经济发展对金融稳定环境要求的日益提高,监管标准与国际的不断接轨以及风险监测指标的逐步细化,不良资产已经开始进入社会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范围。它不仅影响到金融机构资产的整体质量,而且成为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重要隐患。 　　对于不良资产的界定,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一直是吸存放贷,商业银行的资产主要集中在贷款这一资产项目上,所以不良资产在我国主要是指不良贷款。我国传统上把银行贷款分为四类:正常贷款、逾期贷款、呆滞贷款与呆账贷款,不良贷款是指后三类贷款,即所谓的“一逾两呆”。但自1998年我国开始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惯例,采用从动态的风险监督角度出发的贷款五级分类法:正常、关注、次级、可疑与损失,后三类被划为不良贷款。 　　一、传统不良贷款形成原因 　　1997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占全部贷款的25.6%,国际舆论纷纷渲染中国银行业“技术性破产”。那么我国银行在这几十年来是怎样积累起数量如此巨大的不良贷款?探寻其原因,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旧有的体制不健全所造成的。在体制因素以外,政府、银行和贷款者(主要是国有企业)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体制因素 　　(一)经济方面 　　1985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的《关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的暂行规定》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凡是由国家预算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这项政策的施行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真正意义上有了不良贷款。由于“拨改贷”使得众多企业将银行当作提款机,一些效率低下技术落后的企业需要完全依靠银行的贷款来维持日常运行。对于此类本不应该提供贷款的企业,银行迫于政策压力不得不发放贷款。这些注定了不能回收的贷款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量增长,也就形成了后来大量积压的不良贷款。 　　除了“拨改贷”以外,政策性贷款也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政府在某些产业上的政策扶持使得银行资金大量流入一些重复建设行业。而这些企业往往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和市场需求不足的状况,一旦国家产业政策有所调整,就会遭遇危机继而产生不能按时还款的违约风险。 　　(二)法律方面 　　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相关法律法规都不够健全。《商业银行法》直到1995年才颁布施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必然需要严格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但是我国一直缺乏相关的完善制度,尤其是在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更是欠缺,以至于银行在催收贷款时很难通过法律程序进行诉讼追讨。 　　同时,社会信用环境差,贷款人的法律意识淡薄,存在着严重的违约风险。企业大量采用转移有效资产改头换面组建新公司,对原企业申请破产以逃避债务的方法,给商业银行造成不良贷款。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统计,截至2000年末,在工、农、中、建、交5家商业银行开户的62656户改制企业中,逃废债企业32140户,占改制企业的51.3%;逃废债金额1851亿元,占改制企业贷款金额的32%。 　　2、政府因素 　　一直以来,政府的行政干预就是我国商业银行运行中的重大阻碍。其根源在于很长时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都是政府直接管理控制的,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导致银行资金轻易流入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只是片面注重GDP的增长,急功近利盲目决策,为了扶持一些本地企业而让银行大量贷款。但是这些地方企业有一些却是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的落后淘汰型企业或重复建设型企业,贷款自然很难进行管理和回收。而当企业面临信贷危机时,地方政府又更多的联合企业进行资产转移,然后通过破产规避债务,这样就造成了银行资金的流失和不良贷款的产生。 　　3、银行因素 　　我国商业银行在过去一直不太注重风险的管理,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在贷款决策上很多时候都是一把手说了算,领导个人的决断取代了对项目贷款可行性的整体评估,对贷款决策人的错误缺乏有效的监督处罚机制,这些势必都导致了不良贷款产生。同时,银行审核贷款时比较严格,而在贷款发放以后却放任自流,很少对其使用过程进行跟踪管理,这也造成了贷款者将资金投入其他领域而扩大贷款违约风险。此外,银行旧有的“一逾二呆”不良贷款分类方式已经不能适合现在的经济环境,良好风险预警系统的缺失未能对可能发生的贷款损失进行警示。而且,贷款五级分类技术方法的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