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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问题浅述 　　摘 要:危险驾驶罪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法律理念的产物，在抑制危险驾驶行为上产生了良好的实际效果，但与此同时，在施行过程中量刑失衡问题也日益突出，并在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必须在具体分析其失衡原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量刑均衡的方法与途径，以实现立法目的，保障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 量刑失衡；量刑均衡； 实现途径 　　自危险驾驶罪入刑以来，在抑制危险驾驶，尤其是醉驾上起到了很大作用，据公安部报告称，这一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36.8万起，同比下降41.4%，查处醉酒驾驶5.6万起，同比下降44.5%。但是，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量刑失衡问题也日益严重，若任由发展下去，不仅违背了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破坏司法公信力，在客观上也会引起危险驾驶行为的反弹。因此，统一量刑标准，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实现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具有重大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以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为例，有统计数据表明，北京在判决醉驾的案件中，实刑率达99%，然而安徽、重庆、云南适用缓刑比例却超过40%，部分城市比例更是高达73%，更甚者比如说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检察院去年5月到今年2月办理的已判决的25起案件中，被告人均被适用缓刑。而根据广东省公安厅统计，从去年9月30日至去年12月31日，广东省缓刑与实刑之比已上升至超过1：1。 　　对于危险驾驶案件来说，案件的基本情况大致相同，但是全国各地区的量刑却如此悬殊，这其中凸显的量刑失衡问题之严重，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二、危险驾驶案件量刑失衡的原因分析 　　同其他犯罪案件量刑失衡原因相比较，危险驾驶罪案件有着普遍原因也有其特殊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缺乏统一的量刑标准和规则 　　马克思说过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量刑是否公正的根本前提就在于立法是否公正严密。以醉酒驾驶为例，从现实中各法院的审判困境中我们发现，量刑失衡的最大原因就是缺乏统一的量刑标准和规则。量刑情节如何确定，缓刑、免刑何种情况下才能适用，诸如此类，立法上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实践中操作的随意和不平衡，出现大量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二）刑罚设置不科学 　　危险驾驶罪是危险犯，并不以危害结果出现为犯罪成立条件，因此，一旦危险驾驶行为产生了现实的危害后果时，往往与交通肇事罪产生竞合，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是重罪吸收轻罪，但是，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罪，而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从主观恶性上来看，危险驾驶罪明显要重于交通肇事罪。例如肇事者醉驾撞伤行人，如果最后定性为交通肇事罪，就有可能因为危害结果不大而判处肇事者缓刑，而忽略了其本身还有醉驾的情节，与增设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宗旨大相径庭，背道而驰。 　　（三）司法解释滞后 　　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因此，发现法律的缺陷并不是什么成就，将有缺陷的法条解释得没有缺陷才是智慧。[2]就危险驾驶罪来说，醉驾入刑一年多以来，学术界、司法界、新闻媒体、老百姓等都对危险驾驶罪的量刑问题给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可是我们的立法、司法机关都没有及时作出回应，在判例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司法解释跟不上案件定罪量刑的现实发展需要，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致各地判案宽严不一。 　　（四）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 　　赵廷光教授曾经指出：量刑偏差之所以是世界难题，在于其产生原因的复杂性，产生量刑偏差的原因很多，但是赋予法官不受制约的刑事自由裁量权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3]就危险驾驶案件而言，由于立法不周密和司法解释的滞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相当大的，基于法官个人业务水平、社会经历以及其他个体因素的差异，很容易在法定刑内产生量刑上的偏差。 　　除上述原因外，缺失判例制度、量刑理由展示不明、量刑方法不科学以及受社会舆论影响等都是影响危险驾驶案件量刑均衡的重要原因。 　　三、危险驾驶案件量刑均衡的实现途径 　　对于危险驾驶案件量刑均衡的实现途径，笔者就其量刑失衡的具体原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几项措施，具体如下： 　　（一）尽快出台司法解释 建立统一的量刑标准和规则 　　对于任何犯罪案件，在裁判时没有统一的量刑标准是造成量刑失衡的最主要原因。因此，统一量刑标准，细化量刑情节，是目前实现危险驾驶案件量刑均衡最迫切的任务。国家司法机关应该对司法实践中所有可能的量刑情节进行分析、研究、梳理，并将其中一些法定化，减少法官可以自由裁量的酌定情节，具体各种量刑情节的适用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可以全国适用的统一量刑标准，实现全国危险驾驶案件的量刑均衡。 　　（二）规范刑罚设置 　　对于危险驾驶罪的刑罚设置，笔者认为可以参考日本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多阶级的立法模式，即把危险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