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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一个新的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摘　要：从外省文化空间的嬗变透视文学的生成是地域文学研究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外省”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处于转型时期的20世纪中国，外省文化界和中心文化界之间的功能和位置随着政治话语的不断变化，各自所代表的文化气质、性格、类型和话语权也在不断转换，它们之间由于地缘文化差别、政治差别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差别直接影响着本土文学的特征和审美倾向性。以此为理论基础考察20世纪河南文学及其它地域文学会有许多富于启发性的发现，它避免了静态地域文化研究的纯粹性格论和类型论。以“外省”的角度进入社会学、人类学的领域去考察当代社会、文明、制度，能够衍生出很多有探讨价值的问题。 　　关键词：外省；中心；地域文学；文化空间；河南文学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2―0102―05 　　 　　一 　　 　　从地域文化角度入手进行文学和文化分析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视角之一，1995年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是这类研究的集大成者。此后，又有许多相关学术专著和论文产生，地域文化研究颇有蔚然成风之观。毫无疑问，地域文化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从一个特定角度丰富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征的认识，也在特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但到目前为止，这类研究著作还有一个普遍的弱点，即论者在论述过程中，大多把区域文化作为一个静态的、固化的因素(比如地域特征、地方文化、人文性格等等)，并由此进入对文学的分析，而忽略了20世纪本身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时代，它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急剧变化不断孕育着新的文化因子的形成，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它的生成对于置于其中的作家和文学的形成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换句话说，就20世纪地域文学而言，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文化特征、文化性格并不仅仅是那些已经成为本区域具有象征或原型意义的颜色、声音、气味或气质，它还必然渗透着20世纪本身所塑造出的文化特征或精神倾向。它虽然还没有成为固态的、定型的区域文化特征，却以它的时代力量穿透文本，直接进入文学形态内部，并参与各个元素的形成。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考察地域文学的发生时，不仅要分析作家作品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特征，更重要的是，要把目光拉回到20世纪本身，考察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空间的嬗变过程，以及这一嬗变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地域文学发展的影响(也许，这种考察只有在处于巨大转折时期的、各地区文化落差极大的20世纪中国才有意义)，区域文学在怎样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下生成，它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文化场域和文化位置，经受着怎样的冲击，在这一冲击中，它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以及这一态势对于作家和文学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我们思考的前提是探讨在20世纪文化空间变动中地域文学的文化生成，与时间、空间都有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生成过程不仅与本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有关(一个固定的文化场)，更重要的是，它与20世纪中国文化、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一个动态的文化场)有密切关系。后者冲击着前者，前者又以强大的力量消化着后者，两者结合并相互选择产生出新的文化形态和美学形态，这一新的文化形态才是影响作家创作的基本条件。 　　考察文化空间的嬗变与文学生成的关系，必然要涉及中国文化空间的分布、变化以及对文学的影响，在这里，笔者引入“外省”这一概念作为基本的理论起点。“外省”一词在文学史上并不陌生。它曾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被反复使用并且具有很深的隐喻意味。“外省”与“巴黎”的区别不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的本质不同，更是身份、政治地位和阶层差异的直接外现。“外省”意味着边缘、贫穷、卑下、粗俗(即使你有钱，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掩饰和手段才能进入巴黎的社交圈)，而“巴黎”则意味着权力、身份、尊严和话语权的拥有。“外省”总是朝着“巴黎”云集，这是一种基本的文化趋向，拉斯蒂涅竭尽全力想进入巴黎社交圈，除了想获得财富之外，还想获得一种身份认同，这是他的政治要求和文化要求。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外省”一词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与拉斯蒂涅相似的“外省青年”形象却并不少见，如现代作家师陀《结婚》中的胡去恶，当代陕西作家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兴国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外省”的文化位置以及想进入“中心”的文化要求塑造了他们的悲剧人生。因此，“外省”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同时还隐喻着一种文化位置。“外省”是空白之地，“中心”具有天然的空间优越。生存空间、发展空间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的优越性是“中心”的最大优势。“外省”和“中心”有着某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差别，是一种政治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