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八百壮士》作曲者夏之秋.docVIP

《歌八百壮士》作曲者夏之秋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歌八百壮士》这首沉雄豪迈、坚定激昂的名曲，歌颂了抗日战争初期一个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的壮举，联系民族精神和祖国命运，慷慨悲歌振国魂。在那个苦难的年代，它传遍千山万水，成为鼓舞广大爱国军民斗志的响亮号角之一。后来两次被选为电影主题歌，传唱60多年。1993年，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它的作曲者，就是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中国铜管乐的奠基人之一夏之秋教授。 　　 　　艰难成长遇知音 　　 　　夏之秋原名夏汉兴，1912年生于湖北武汉市汉口三署街，祖籍湖北孝感县，1993年5月12日在北京去世。父亲夏博琴为汉口圣约翰小学教师兼圣约翰教堂琴师，家境清寒。汉兴3岁丧母，5岁时在父亲膝上学弹风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音乐的种子。8岁时，街道消防队长的一支五音号使他萌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逐步迷上了小号，上小学时便充当学校鼓号队的司号员，迈开他攀登铜管乐道路的最初步伐。 　　中学时代，武昌文华中学为抚育他成才提供了优越环境。这个学校有一支设备齐全的铜管乐队，是清末民初由加拿大籍教师康明德创建的。20年代末，宦乡、于熙俭等校友在文华中学从事学生运动时，铜管乐队常在学生游行队伍中作先导，有时参加演出。1929年，他正式参加乐队当司号员，很快成为乐队的副指挥。为了很好地全面指挥演奏，他曾不惜用一整个暑假的时间练习黑管和修理乐器。1931年上高二时，汉兴的父亲不幸病逝。校长同情汉兴的处境，聘请他为学校铜管乐队队长兼教员，半工半读，直到升入华中大学攻读物理系。在这六年中，汉兴一面完成学校的学业，一面全面掌管学校乐队的教学排练。他学会了吹奏和修理各种铜、木管乐器，常为校乐队编写乐曲。此外，还创建并指挥学校大型口琴队。在校外创建男女四声部合唱的歌咏队，指挥武汉首次出现的小型管弦乐队――武汉雅美管弦乐团。 　　夏汉兴的音乐才华受到爱国实业家、时任武汉上海商业银行行长周苍柏的格外赏识。周先生是著名女声乐家周小燕的父亲，曾留学美国，也是文华中学的老一辈校友。1936年，他慷慨解囊，资助500元（当时一元可买5斤猪肉）支持汉兴同周小燕等一道报考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专（原名国立音乐院，1927年萧友梅在蔡元培支持下创建的）。汉兴考入作曲系，在萧友梅、黄自、吴伯超、李惟宁等名师教导下学习作曲和钢琴。教务主任黄自见他吹得一手漂亮小号，还专为他聘请了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当时远东唯一的交响乐团）首席小号、俄裔演奏家杜甫洛夫斯基教他小号演奏，很快他就被老师推荐考入该乐队任实习演奏员，并成为该队第一位担任首席小号的中国人。 　　 　　投身抗日创杰作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妄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八一三”事变前夕，他随着逃难的人群乘船回到故乡武汉。这时武汉已成抗日救亡中心，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纷纷拿起文艺武器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北平、天津、上海等地音乐工作者云集武汉，夏汉兴投入这一洪流，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武汉市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音乐组长。他在武汉长江两岸组织了两支专唱救亡歌曲的歌咏队，经常活跃在工厂、学校、车站、码头，演唱宣传。同年12月，在武汉他与张曙、冼星海、刘雪庵等筹建全国歌咏协会，并担任理事。他还重建武汉合唱团，担任团长兼指挥。 　　正是这个时候，夏汉兴胸中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迎着时代风暴，把他推进到创作高峰。1937年11月，他在报上看到诗人光未然写的一组《抗日合唱》歌词，大受鼓舞，抑制不住同仇敌忾的激情，立即把它谱成歌曲，这就是他抗战初期的第一首杰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这首歌悲愤而豪壮。歌咏队排练期间，光未然亲到现场指导，听演唱后很满意。当时《新华日报》曾报道歌咏队演出这首歌的效果时说：最动人的还是混声合唱，像《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显得很感人而又雄壮”。这首歌当时刊登在刘雪庵主编的《战歌》上。1938年歌颂抗日将领的纪录影片《郝梦麟》曾采用它作插曲。 　　第二首歌就是他的不朽杰作《歌八百壮士》。这首歌是歌颂“八一三”事变后淞沪会战中，英雄团长谢晋元率领八百战士孤军奋守闸北四行仓库的光辉事迹的。会战开始前，日本侵略军狂妄地叫嚣“十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中国驻上海军队张治中部在广大人民支持下，奋勇抗击敌军，付出重大牺牲，坚守三个月之久，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的梦想。其中最振奋人心的是四行仓库一役。八百壮士在日军重重包围中孤军奋战，“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们“宁愿死，不投降”。受八百壮士精神的感召，女中学生杨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