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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权利之争剖析 　　摘要：广场舞是中国舞蹈的一种特色表现形式，进入21世纪以来其发展尤为迅猛，时至今日已经风靡全国。经过长期发展其已经改变了原有形式，成为一个新兴事物。新事物的产生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其本身，广场舞这一娱乐活动在带给广大中老年朋友（下文以“大妈”代称）以娱乐消遣的同时也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如广场临近居民的安静权，其他人对广场的使用权等一系列争议。由于问题的复杂性这里主要探讨大妈们制造噪音（大妈跳广场舞所放音乐产生的高分贝的声音）的权利与广场临近居民安静权的问题。 　　关键词：权利配置；交易成本；责任规则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2018.02.065 　　1权利初始配置的重要性 　　当面临一个甲乙之间的侵权案件时，“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要解决的是如何制止甲的问题，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关键在于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此处讨论的广场舞案例中这两种权利的冲突，涉及的是资源（社会权利）如何分配的问题。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论述中曾提到当市场交易成本为零，通过市场调整合法权利的问题才会导致社会产值的增加，不论权利的初始界定如何，其不会影响最终结果。但事实上任何交易市场都是有成本的，当将交易成本考虑进去以后权利的初始界定是如此的重要。 　　1.1零成本下的权利界定 　　在假定市场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不论初始权利如何分配都不影响最终交易结果。 　　假定大妈对居民的损害负有责任，这种损害主要源于音箱发出声音的分贝及时间。假设声音在55分贝以下是不赔偿的，超过55分贝要赔偿500元，每增加一分贝或每延长一个时间单位对居民的影响损害赔偿就要多支付100元，1500元就可以为所有受影响的居民安装隔音玻璃，1000元可以为每位大妈配一副蓝牙耳机。现有一十人组的大妈团每晚六点至八点在一小广场跳舞，当声音达到60分贝时，大马可以选择支付1000元赔偿，也可以选择为自己配蓝牙耳机而不需要支付赔偿。若戴蓝牙耳机跳舞会影响大妈的心情对大妈而言就失去了跳广场舞的本来意义，则大妈很可能选择支付赔偿而不是限制自己。若60分贝的音量不足以满足大妈的需求，其需要达到65分贝甚至更高，则对大妈而言赔偿费用是很不划算的，其会选择给受影响的居民安装隔音玻璃。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市场的运作很容易在大妈与居民之间达成协议解决这一问题。 　　反之，若大妈不对损害负赔偿责任，则居民更愿意支付一定费用给大妈使其减少噪音影?。基于上文的假设，大妈现在用65分贝音量跳舞，在这个音量上正合适。这时居民会乐意拿出一部分费用让大妈降低音量以给予补偿，当声音由65分贝降至60分贝时居民愿意支付1000元作为补偿，这个数字对大妈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若是大妈愿意的话这1000元可以配蓝牙耳机以消除影响。当声音降至55分贝以下居民最高愿意支付1500元补偿，因为55分贝音量对居民而言是几乎没有影响的，而这些补偿也足以让居民自己安装隔音玻璃以达到同样效果。在此情况下居民与大妈也可能达成一致从而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当市场交易成本为零时，不论权利的初始界定如何，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权利总能够转让和重新组合，社会产值总能实现最大化而不受其任何影响。 　　1.2交易成本的不可避免性 　　显然以上的假定的零交易市场是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市场交易过程是复杂的，有时会导致一项交易的成本会很高。当一项权利通过市场调整后产值的增加大于其所需要的成本时，在市场处于完全自由竞争的状态下这种权利调整才会进行，否则会导致权利调整的终止。 　　广场舞案例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居民的安静权与大妈因娱乐而产生噪音的权利调整结果会因初始权利的界定而不同，因为二者之间达成交易所需要的社会成本及产生的社会价值会因初始权利的界定而改变。 　　若大妈对噪音产生的损害负责，则只需要确定大妈跳广场舞所使用的音箱产生了高于55分贝的音量，以及所受影响的居民即可在相应范围内达成协议实现权利的配置，由于跳舞的大妈是固定的，受影响的居民也是比较容易确定的因此交易成本不是很高。若大妈不对其造成的损害负责，则要想使大妈与受影响的居民之间达成一致，首先受影响的居民之间要达成一致，或者每个受影响的居民单独与大妈达成一致。这一情况下的交易成本显然要比前一种要高，而且由于各种因素这一方式下很难完成权利的调整，居民之间达成一致接受赔偿的机率要比达成一致给予补偿的机率要大。两种权利的初始界定方式完全导致了不同的后果。 　　2权利设置的规则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已经得知初始权利配置的重要性以及权力配置的最终目的。如何进行权利配置是接下来讨论的重点。因为经济效率是权利设置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