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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之间宋代官员养亲方式剖析 　　摘 要 宋代官员在养亲方面有着更为多元的选择，在官方的鼓励与监督下，迎侍成为官员养亲的重要途径，但这一方式受到祖父母、父母身体状况及主观意愿的限制。若现任、新任官职不利于迎侍，官员往往申请近地差遣、留任、对移以应对迎侍中的难题，甚至不惜以降低官资的方式奉养双亲。如果无法采用迎侍这一方式，他们便申请分司官、宫观官等闲职来养亲，部分官员还会采用致仕、辞官的方式养亲。这些养亲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官员为官与养亲之间的矛盾，保障了家庭养老模式的顺利运行，有助于家庭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的稳定与维护。 　　关键词 宋代，养亲，家庭养老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0-0058-08 　　宋代为应对唐末五代以来社会道德沦丧、伦理崩坏的局面，不断整合传统文化资源，以恢复、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在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家庭伦理秩序是宋代极为关注的问题。因此，宋代不仅从思想层面构建家庭养老的规范，而且从制度上为家庭养老的推行提供保障。在养亲法令的保障下，宋代官员在履行养亲义务的过程中，拥有较多的选择。他们可迎侍祖父母、父母，也可申请闲职来解决养亲问题，同时还可致仕、辞官养亲。以往的研究，在考察宋代官员回避制度时，提及官员在祖父母、父母高龄且患病的情况下可不受地区回避法的限制，采用近地差遣的方式养亲，①而对于近地差遣外的方式较少涉及，因此有关宋代官员养亲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本文拟从家庭养老运行的角度专题讨论宋代官员的养亲方式，②分析官方政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与制约，以深化宋代家庭史的研究。 　　一、迎侍尊亲 　　自汉代以来，官员便可将祖父母、父母迎接到任职地，移亲就养成为官员解决为官与养亲矛盾的重要途径，宋代依然如此。但北宋初年，迎养政策主要针对特定区域的官员家庭。至道元年（995年），宋太宗诫谕文武百官，若父母“在川陕、漳泉、福建、岭南等处”，“并令迎侍就养”，不依法迎养者，由御史台弹劾，并“重置其罪”。③在官方的支持与监督下，家乡在四川、福建、岭南等新收复地区的官员，可采用迎侍的方式将祖父母、父母迎接至为官之地，以便奉养。 　　其后，宋朝迎养政策逐渐突破地域限制。咸平二年（1008年），宋真宗在郊祀大赦之际，诏令“群臣迎养父母”，④家乡在川南、福建、岭南等地以外的官员，也可通过迎养的方式履行奉养义务。例如，欧阳修的父亲在其三岁时亡故，寡母带他投奔叔父。二十年后，欧阳修考取进士，“得禄而养”。任官以来，欧阳修便携带寡母宦游，长达二十二年。在欧阳修以吏部郎中留守南京时，其寡母郑氏“以疾卒于官舍”，⑤终年七十二岁。沈立与欧阳修有着相似的经历，其父沈平早逝，母亲胡氏独自一人将沈氏兄弟五人抚养成人。沈立入仕后，尽心侍奉寡母，“迎养三十余年”，①与其朝夕相处。 　　官员子孙任官后，他们也会将赋闲的父亲、祖父迎接到任职地。谢涛早年试写表章，歌颂赵匡胤的统一功绩，考中进士后，官至侍御史。明道元年（1032年），“得请权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分务洛下”。②其长子将他迎侍于京师。江南旧臣刁?b的儿子刁湛，累官至刑部郎中，以分司西京归老。当时，刁湛之子“从官便郡，更相迎养”。在儿子的侍奉下，“澹乎自适，凡十六年”。③李恕的两个儿子相继中举，他们“迎君宦游”长达十五年，对父亲“奉养甚适”。④崇宁三年（1104年），葛胜仲得知父亲致仕，即“取告迎侍”，⑤将父亲迎至京师，以行孝道。 　　南宋高宗朝，官方加强对官员迎养父母行为的监督。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宋高宗听从臣僚的建议，诏令监司、台谏官分别弹劾地方、中央“有亲年已高而不迎侍及归养”⑥的官员，提倡官员迎侍祖父母、父母。在官方的提倡与监督下，迎侍成为官员养亲的普遍方式。李发常被母亲彭氏训诫要尽职尽忠，以“图报效”皇恩。他“既奉教，益自策励，所至皆有声称”，受到多人举荐，“改右宣教郎知虔州兴国县”，将母亲彭氏“迎侍至官舍”，⑦尽心奉养。南宋名儒李侗的儿子李友直、李信甫均“举进士，试吏旁郡”，于是“更请迎养”，⑧以尽孝心。陆自高父亲早逝，寡母赵氏“?娜晃抟馈保?其兄弟二人“仕宦所至，必奉以行”，“迎养二十年犹一日”。⑨刘蕴的妻子董氏，长期跟随儿子宦游，“居处膳服之奉，燕游登览之胜”，子孙“扶床坐膝，朝夕笑语”，⑩尽享天伦之乐。 　　虽然政府提倡官员迎侍祖父母、父母，但这一方式在实施中也有很多限制。其中，最为主要的来自于祖父母、父母。对于年迈体衰之人而言，长途跋涉并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有些老人即丧命于迎侍的途中。刘义仲在叔父、舍弟相继逝世后，“迎侍老母赴官湖外”，到湘北门户临湘时，“老母捐馆”，让其伤痛不已。即使官员迎奉之心迫切，也不得不考虑迎养的风险，“双亲年尊，且奉晨昏为便。相距二千里，岂可命驾轻出耶”，不敢贸然行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