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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错案成因剖析及预防对策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纠正了多起重大冤假错案。这一系列刑事冤假错案的曝光，使司法公正在人们心中打上了大大的问号。刑事错案长期以来都是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的难以避免的难题，能有效适当控制刑事冤假错案会成为直接影响司法机制有序运行的关键因素。刑事错案的发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危害，预防和减少刑事错案的发生，不容置疑的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中，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解读原因及提出预防对策。 　　关键词：刑事错案；成因；预防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1 ― 0127 ― 03 　　由于刑事错案本身所涉及的内容十分繁杂，且其出发点有可能不同，导致最终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同。所以在我国，刑事错案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本文将针对刑事错案的成因和预防对策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刑事错案的主要成因 　　刑事错案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小觑的，通过对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刑事错案的分析，可以找到以下几点共性，追根溯源，主要还是制度、立法以及司法环境三方面。 　　（一）司法体制存在缺陷 　　伴随着案件真相的浮出水面，我国刑事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也暴露在公众面前，如： 　　1.部分司法人员素质较低：观念落后，能力不足 　　刑事诉讼就很难避免不受司法工作人员观念与认知的影响。诚然我国刑事立法中有无罪推定，但历史经验证明，执法者观念中还是有被告人就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的看法，很容易把被立案侦查的人视为罪犯。这种观念扎根在有些司法人员的思维中，使他们更重视有罪推定的应用，在这种思想的耳濡目染下，司法实践间接地被干预，进而导致错案的产生。有数据显示，我国各级法院、检察院的司法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其中从正统法学专业毕业的人员仅占很少的比例，而未从法学专业毕业，工作后能再接受系统法律知识培训的人员也是非常之少。把案件交给这些可以说不是很专业的人来办理，其风险不言而喻。 　　2.司法决策行政化 　　司法决策行政化，主要是指审判和检察过程的行政化，即法院和检察院内部案件处理决定的作出受到了行政体制运作模式的干扰。就检察院而言，在日常工作中存在着上级对下级工作进行指导把关的工作机制，承办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遇到决策难题向主诉检察官请示，一律实行领导决策制，由行政级别更高的那位做出决定，而忽略了参照合法性是惟一的依据。就法院而言，依旧是换汤不换药。不论是合议制，还是审判委员会制，本质上都是使用行政管理模式对案件作出司法决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审法官、庭长、主管副院长、院长、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上级法院等等，形成了严格的上下级汇报模式，对上级法院或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不难看出，无论是检察院还是法院，都存在明显的行政化管理模式，这将导致严重后果。 　　（二）证据立法的疏漏 　　1.不完善的庭前证据展示制度 　　在我国，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据展示制度名不符实，我国的有关规定在对律师相关权利方面甚至做了削减。不完善的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不利于辩方有针对性地、及时地向控方提出科学有效的辩护意见。会逼迫辩方在辩护权难以实现的情况下铤而走险，采取反击措施来干扰控方及时发现案件事实和证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疑点。长此以往，冤假错案的避免会难上加难。所以，审前阶段证据展示制度的不完善，不仅使审判过程的对抗性难以实现，加剧了控辩双方对抗力量不平衡，还提高了刑事错案的增加率。 　　2.虚化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证人是还原案件客观情况的关键性人物，更是杜绝冤假错案，保障案件顺利审结的关键所在。但是在我国的相关立法中，缺乏对证人出庭强制性的明确规定，并且在司法实践中，法庭常常是通过控方当庭宣读书面证人证言进行交叉询问。从法理上讲，这种审理方式明显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对法官查明案件事实显然不利。同时，不能保证辩方对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进行有效地参与。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证人证言普遍属于“控方证据”，这实际上是对被告人与证人对质的权利的剥夺，减轻了其多法庭裁判的影响力。难以及时发现劣证伪证去伪存真，同时也深深地弱化了庭审质证预防刑事错案的功能。 　　3.缺少明确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 　　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一度成为立案的最优证据，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的存在，很可能导致司法机关在案件侦查阶段把获取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当作调查取证的重中之重，甚至为了获取口供，不惜采取违法残忍的手段。在被确认为刑事错案的案件中，也正是因为其为刑事错案，所以控方手中肯定不会有充足证据证明被指控事实的。因为案件本身是个错案，又是以殴打虐待的方式取得的被告人的供述，所以在后面的庭审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反悔的现象，被告人会强调自己受到了生理和心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