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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演变及其效应剖析 　　〔摘要〕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我国廉政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制度演变关系到现阶段制度反腐的成效。受实践进程中各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不断进行演变调整并呈现出了概念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演变特征。针对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演变中的适应性效率不足问题，需要以制度适应性效率为目标优化制度环境，破解“制度僵滞”，强化防止利益冲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容耦合性，最终促进约束绩效达至“帕累托最优”。 　　〔关键词〕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适应性效率，“帕累托最优”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5-0076-06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利益冲突近几年才为我国学界所关注，但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利益冲突问题政府已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据初步估计，在过去30多年约有173项涉及防止利益冲突的重要制度规章 〔1 〕。但从近几年中纪委巡视组晒出的“问题清单”来看，由各类交易型、影响型和“旋转”型利益冲突引发的腐败问题，并未因制度约束的逐年增加而减少，阻滞着我国制度反腐的进程。考究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演变的进程及其效用，我们将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分析影响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演变的环境因素。对经济演变过程的研究，必须从探究人类在非各态历经的世界里，处理和面对不确定性时所作的努力开始，这种不确定性即制度演变的环境。因此，真正揭示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演变的实质，并对效率水平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也必须先从嵌入的特定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环境开始。二是探讨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演变历程。适应性效率的本质特征是促进分散化决策和鼓励创新，考察其适应性必须努力“创造一个有助于理解时间进程中经济变化的分析框架” 〔2 〕58。因此，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演变的适应性效率还必须考察实践进程中制度随外部环境试错创新的演化历程，并以此作为评析基础。三是评析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演变的适应性效率水平。它是动态解读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演变效用的核心指标，也就是考察整个制度体系中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适应环境挑战的灵活应对能力及续存能力。并以此探寻促进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演变效率的适应性调适策略，以期为今后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总体设计与安排提供新的视角，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期的制度反腐进程。 　　二、影响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演变的环境因素 　　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政治、社会与法律基础规则，它是制度演变恒定的外生变量，为可供人们选择的制度安排设置了一个基本的形式和范围。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演变也是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环境影响下建立、完善及其运行的演化进程（如图1）。 　　（一）经济环境影响制度需求结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期间，市场化进程以及经济利益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安排形式以及合理化演变动力的最主要经济因素，不同发展阶段带来新的利益冲突问题，导致原有制度不适应新形势变化，提出新的制度需求。一方面，受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公共部门对经济保持干预和介入的行为并未完全消退，在“产权模糊”的资源博弈地带，很容易发生部门公职人员私人利益侵扰公共利益的利益冲突行为。而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安排被打破，又很难及时作出防止利益冲突的最新制度安排，使得不可避免出现了“非帕累托式”的“制度摩擦”和“制度真空”。另一方面，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推动了利益结构演变，个人、集体和国家的社会整体性利益结构被打破，公职人员个体利益开始分化与独立化，开始了最大化、排他性的利益追求。针对利益格局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何将利益冲突纳入制度轨道，协调利益矛盾，重构制度权威，就需要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作出应对环境挑战的适应性调整和变革，这为推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产生、变更及完善等演变进程提供了战略基础条件。 　　（二）政治环境影响制度供给安排。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演变实际上是一种在国家政治权力行使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和法治进程等环境下动态博弈、规则协调与供给创新的过程，它们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及演变确立了可能的发展路径和选择空间。我国“党政合一”的政治权力组织结构，决定了党委和党的廉政机关在防止利益冲突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之成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颁布和实施的最主要推动力量，决定了我国强制性推进的制度演变方式。但这种方式受到统治者有限理性和集团利益冲突阻碍等局限困扰，而强调党和政府绝对领导决策偏好的管理方式，又使得“权力中心”提供新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成为决定制度供给和实施的主导因素，只有在预期收益高于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