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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分析 　　［摘 要］明末清初，中西之间以传教士入华为媒介，展开了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面对渊远的中国文化，利玛窦等传教士积极采取了融入中国主流文化的适应政策，并以西学为契机不断推进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面对充满异质气息的西学，明末的徐光启、李之藻，清初的梅文鼎、王锡阐等学者采取了积极、包容的态度，在中西“会通”的基础上对西学进行了解。 　　［关键词］明末清初 传教士 中国士人 西学 中西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489(2008)11－0077－03 　　 　　在人类又一次迈进新纪元的时代，我们回眸世界文化的沧海桑田，就会发现，跨文化交流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获取其生命力的源泉之一。而两种异质文化由“陌路相逢”到最后的“沟通与交融”几乎都共同经历着从惊异、疑惧甚至误解、排斥，到相识、理解乃至借鉴的心路历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也许全球化来临前，从明朝中期即已开始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无果而终，会告诉我们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间交流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会告诉我们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一直以来的中国国情。它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这也是我们对于中国走进世界潮流大发展时代后，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必要性所在。 　　 　　一、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传播方式的探索 　　 　　遥居欧亚大陆东西两极的人们，经历了从个别到群体，从间接到直接，上下数千年的交往，而在大航海时代以来的16至18世纪，中西之间以传教士入华为契机，首先在文化上实现了面对面的接触，拉开了中西两大文明系统交流的历史序幕。 　　1582年8月，30岁的利玛窦踏上了这一经踏入就再从未离开，并最终长眠于此的国度。初到中国的利玛窦便发现，在中国人眼里，他们不过是“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颀伟倍常”的怪人，让人毫无好感。为使中国人改变敌视的情绪，利玛窦力图在语言、服饰、社会交往等方面仿效中国传统习俗，并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就这样，一个欧洲神父与中国学者的距离越来越小，而共同点却很多。于是，利玛窦开始游刃有余地出入中国学者的交际圈子，结交了许多名公巨卿，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冯应京、李贽、瞿太素、李心斋等。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三人甚至受洗入教，成为教中的支柱。在利玛窦看来，他们为传教士日后在中国的自由传教寻求到了官方支持。 　　此时的利玛窦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该如何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利玛窦深知一味坚持原质原貌的直传方式是很难进行的，基督教哲学必须经历一个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过程。他要“按照上帝的安排，对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候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人们关心基督”。通过大量的观察和研究，利玛窦认识到传承数千年的儒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更是融入中华文化圈的最佳切入点。于是，利玛窦等传教士不断通过中文著作宣扬耶儒结合的宗教思想。 　　而基督教毕竟是一神教，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它拒绝任何其他形式的偶像崇拜和宗教祭祀活动。这就使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面临另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对待中国礼仪和风俗。为了使基督教的教义更广泛的传播，利玛窦用心良苦地对其宗教哲学进行了重新调整和修饰，给出其文化适应政策中一个核心性的解读：中国人的祭祖、祭孔等礼仪不是宗教仪式。关于祭祖，利玛窦向西方人做了如下介绍：“从皇帝到平民，儒教最隆重的事，是在每年的某些季节，给逝去的祖先献贡……他们认为这是尽孝道”。对于祭孔，利玛窦也采用了类似的评价，认为“中国官员或士子到孔庙行礼，是为感谢他(孔子)在书中传下来的崇高学说，使这些人能得到功名和官职”。并在此解释基础上，尊重士大夫和平民的祭祀习惯。这样使得当时的中国教徒特别是那些具有一定政治、社会地位的天主教徒，在需要参加“敬孔”和“祭祖”仪式时不致产生宗教上的阻滞和困难。同时，利玛窦还以儒家经典中的天、上帝称呼天主教的“惟一真神”天主，后来的康熙皇帝将此称之为“利玛窦规矩”。面对着比基督教文化悠久很多的中国文化，“利玛窦规矩”具有很多策略性，是对中国社会进行理智分析的结果。 　　 　　二、明末士人对西学的“会通” 　　 　　面对着充满异质文化气息的西方科学，明末的士大夫对西学的理解和反应远非止于“好异”或“猎奇”的层面，相当一部分士大夫根据他们各自的文化修养，人生体验和价值取向对西学的宗教和科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思考。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从接受方的角度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可谓各抒己见、各异其态。在明末的西学传播中，士大夫群里贡献最大且影响最显著者当推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会通派”。他们对引进和吸纳西学，尤其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表现出巨大的兴趣。“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呼声也凸显出作为早期启蒙学者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