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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刑讯逼供现象 　　【摘 要】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野蛮的执法方式和不良的社会现象，可以说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在古代社会，无论中外，它甚至长期被合法地实施着。直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其合法性才开始丧失，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在其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对刑讯逼供作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如今，规制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国际、国内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刑讯逼供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初步遏制。尽管如此，没有人会乐观地以为，刑讯逼供已经是陈年旧事，被彻底消除了。近些年来，我国更是出现了许多广受关注的刑讯逼供案件，这也不得不引发我们对这一社会问题的深切思考。 　　【关键词】刑讯逼供；野蛮执法；人权；制度 　　对于刑讯逼供的现状，多数人的感受是“普遍存在，经常发生”。刑讯逼供在我国现阶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还没有人进行过全面的实证调查。事实上，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种调查或许根本就无法开展。但是，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如新闻报道和司法纪录，我们还是有望窥豹之一斑。而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其对于刑讯逼供现状的感受恐怕主要还是源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新闻媒体的报道，对于司法纪录则可能不甚了解。在我国，一般认为刑讯逼供现象是社会和政府的黑暗面，在新闻主要致力于正面引导的今天，媒体有关刑讯逼供的报道，其真实性当不容怀疑。 　　一、刑讯逼供的产生缘由 　　首先，从历史根源上来说，刑讯逼供在中国古来有之。我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在封建社会里，采用的是纠问式的诉讼结构，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证据之王，有时甚至还规定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能定罪、结案。当时的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就是惩罚犯罪，而对犯罪嫌疑人则没有丝毫的权力可言。在一系列的证据已经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罪时，为获取其供述而实施刑讯逼供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于是刑讯逼供也就被公然的写进当时的律法。 　　而今，不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现有的侦查监督一直不完备甚至某些部门直接将结案率同奖金升迁挂钩都间接导致了刑讯不公现象的长期存在。尤为恶劣的是，目前这些受害者很难依靠一个健全的制度去保护他们自身的权益。刑讯逼供的查证难，惩罚力度轻，有时甚至存在部门保护主义。被刑讯者在向司法机关控告他们曾遭受到刑讯逼供时，就会被要求提供自己曾遭受刑讯逼供的证据。然而刑讯逼供一般是在被刑讯者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刑讯行为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显著伤痕、残疾甚至死亡，其他一般情况由于他们对在其身上留下的伤痕等各种证据无法及时固定，以致当他们恢复人身自由后向检察机关控告时，举证已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其次，对于刑讯逼供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指名问供、诱供、骗供及采取显著轻微逼供方法的，不能认定为构成刑讯逼供罪，再加上有些部门保护主义，这就为刑讯逼供的合法化打开了制度之门。 　　但是，刑讯逼供作为一种与保障人权相悖的行为，其存在必然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刑事侦查审判制度来削减其不利影响，重新唤起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信心。 　　二、刑讯逼供的解决方式 　　这一切都必须从思想根源上入手，要通过宪法规范在全社会更加鲜明地倡导人权保护观念和程序正义意识。宪法要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基本权利，并尽快建立宪法诉讼机制。在此，宪法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规范存在，实际上还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认同的成文表达，因此，它能起到移风易俗，潜移默化地改变社会观念的巨大作用。当然，这种作用的发挥还有待建立一个动态的宪法诉讼机制，从而使得公民可以此为由要求对有关立法行为、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进行违宪审查。我们必须彻底抛弃封建的权利本位思想，取代以积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思想，努力提高个人的法律意识。一方面它要求握有侦查权的侦查人员在办案时努力正确把握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坚持疑罪从无，刑疑从轻原则；另一方面，也希望犯罪嫌疑人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量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这包括尽早的聘请律师，平时多留意相关法律法规等。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文不仅是只写在宪法里，更要被铭记于每个执法者心中，被真正关切到实践中。 　　当然也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的支持。首先应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确实保证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应将其与其他一般人以相同的态度对待。与之相适应的是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原则已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纳。我国刑诉法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完善沉默权。 　　其次，完善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是指“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违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实施非法取证行为的主体主要是司法官员特别是侦查人员。① ”各国对侦查取证的程序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