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写人的特点.docVIP

《史记》写人的特点 一．全面性 首先是指史记所写的人物面广，全方面反映生活，《左传》《国策》记人侧重政治、军事、外交人物，不重在下层，而《史记》记载方方面面的人物，描绘了一个生动的世界，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贫民、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倡优，还有农民起义的领袖。 其次是记叙评价人物较为全面、公允，例如《李将军列传》《酷吏列传》。司马迁蹲过监狱，受过宫刑，他对于封建社会的酷吏严法是深有体味，且深恶痛绝之的。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一口气写了十个酷吏，充分揭露了他们严刑峻法，好杀伐不爱人的罪恶，以及不依律令而专门看着皇帝眼色行事的做法，但是，司马迁尽管对酷吏恨之入骨，可是在文章中，仍然肯定酷吏在“方略教导，禁奸止邪”方面的作用和一些酷吏廉而不贪的品格。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司马迁能够突破感情的浪潮，实事求是地写出历史人物的正反两面，是极不简单的。 二．典型性 一部《史记》，记录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有一百多人。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往往代表了社会上的某一类人，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有的达到了一定的典型化的程度。如杜周、张汤是酷吏的典型；郭解、朱家是游侠的典型；聂政、荆轲是刺客的典型；邓通、李延年是佞幸的典型；淳于髡、优孟是滑稽家的典型；石奋是恭敬小心的官僚典型；叔孙通、公孙弘是阿谀逢迎的典型；张释之、汲黯是刚直官僚的典型；廉颇、韩信是良将的典型；樊哙是勇猛的典型；张良是权谋的典型。此外如项羽的直率、豪爽，刘邦的狡诈、无赖，吕后的嫉妒、残忍，屈原的耿介孤高，勾践的卧薪尝胆，伍子胥的忍辱报仇，范蠡的功成身退，魏公子的礼贤下士，鲁仲连的见义勇为，李斯的自私自利，等等，也都是很典型的。另外，司马迁在塑造了许多某一方面的典型人物的同时，还注意写出同类人物的差异之处，而且写谁像谁，没有重复，不见雷同，都是独具风采的“这一个”；如同为帝王，汉高祖的无赖，汉惠帝的软弱，汉文帝的仁厚，汉景帝的刻薄，汉武帝的多欲，写得各有各的特点；同为谋臣，范增性情暴躁，事不成则好怒，而张良则沉着镇定，虽临大事，却不慌不忙，从容定计，司马迁把两人的面目写得各异。同为战将，白起直言得祸，疏于自全，王翦却老成持重，善于保身，也写得风姿有别。如此等等，司马迁一手写来，无不历历在目，纤毫毕现。《史记》中写得好的人物，其共性与个性都达到了和谐统一。 最典型的莫过于《项羽本纪》中所写的鸿门宴，刘辰翁评曰：“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模写”二字用得十分恰当。所谓“模写”，即作者进入场景，带着目击者的意态以文学之笔写出。人物坐位的细节描写，惊涛骇浪的氛围渲染，均为写人而设，写史则不需要。樊哙撞军门，怒目视项王，头发上指，则是运用了夸张的笔法。尤其难得，司马迁不是用全知叙事的史笔，而运用了明清小说才出现的限制性叙事笔法，所以鸿门宴上的人物对话，切合说话人的身份及个性。鸿门宴的写法形似小说情节，但绝非虚构的小说之事，它是对真实事件的“模写”，亦即真实的再现。司马迁展示的人物图画，是高级的艺术摄影，而绝不是构想的油画创作。因为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都有典型性，所以不少形象已经流传后世，其中有些人的名字或封号，甚至被后人当做普通名词，被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如《三国演义》第十回叙曹操与荀彧语，大悦，便说：“此吾之子房也!”第十四回写曹操抚许褚之背曰：“子真吾之樊哙!”这说明，张良作为智者的典型，樊哙作为良将的典型，已经深深扎根于后人的心中。 先秦的历史散文由于它的重点是在于写事，它的写人是为叙事服务的，所以从人物形象角度要求，一般来说都显得不够丰满，也无法给人以整体感。像《左传》、《战国策》都写了不少人物，有的甚至还写得比较出色，但是它们由于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写人物都是零碎的、片断的，因此是不完整的。司马迁则不同，他以人物为中心，因此很自然地就能够较全面、较完整地来描写人物了，诸如人物的姓名、爵里、出身、家庭、主要行事、思想、性格，以及结局等，在《史记》中都有明确的交代。 如《高祖本纪》详细记述了刘邦由起事反秦，楚汉相争，到统一国家，建号称帝的全过程，对于刘邦取得成功的一切优胜措施，如顺应时代，协和人心，分化敌人，团结内部，知人善任而又驾御有方，刚柔并济，恩威兼施等，都一一做了生动的描绘，说明他的成功绝非偶然。而对于刘邦的造言妖异，自称圣神，表面豁达而内心忌刻，以及晚年的残杀功臣，诛除异己，也作了充分暴露。洋洋万言的《高祖本纪》，把刘邦的一生作了全面介绍，这样的作品，是《史记》以前不曾见过的。在司马迁笔下，像项羽，李斯、陈平、萧何、韩信等人的传记，都是首尾完整，内容丰富，形象鲜明的名篇佳作。 按时间顺序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人物的一生，如果不分主次，不论轻重地一古脑儿拉杂写来，会使人物传记变成一本流水账，妨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司马迁